钱军:克服“水土不服”是外资在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

发布时间:2018-05-16    信息来源: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近期,中国对外开放加速迈出实质性步伐,证券业成为排头兵之一。证监会连夜发布的《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因此引发业界热议,允许外资“参股变控股”等新规受到高度关注。


业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加大对外开放会否动摇国内证券业市场的格局。对此,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钱军近日接受华尔街见闻专访表示,加大对外开放短期内不会对国内券商行业构成威胁,长期来看有利于提升国内证券业的整体服务水平。


在钱军教授看来,对外开放政策对国内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所产生的影响各有不同,未来金融机构也会呈现出不同的业态。目前银行业已形成三层梯队,券商业集中度还相对较低,而保险业已经处于混合发展状态。


钱军教授认为,海外机构在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持股比例和业务牌照限制,而是本土化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条件下,直接把海外模式照搬到中国是行不通的,为了适应中国,海外机构有可能需要改变核心管理方式。


从更为广阔的全球历史视角来看,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是推动中国加速国际化水平、刺激创新的重要一步。钱军教授表示,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很多重要决策由政府和监管部门分权给了企业、机构和参与市场的主体,比如美国的金融体系就是负面清单制度。只要政府没有明文禁止的,企业都可以做,都可以尝试去创新。这也是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中国证券业格局改变的关键并非外资


关于证券业开放新规会否刺激外资掀起对合资券商参股浪潮的问题,钱军教授指出海外机构经验很丰富,比较理性,不会盲目扩张股权。现在申请或者排队的,都是像瑞银这样已经在中国有业务、有经验的外资,他们有信心在获得控股权之后将业务扩大。而且,在束缚他们的业务限制将来取消之后,这些外资马上就可以申请独资。


谈及市场开放之后中国证券业的未来格局,钱军教授表示,只要将来很多业务限制打开,资源配置更加依靠市场力量,那么当前国内比较分散的券商格局一定会变得集中。


这一点可以参照美国的投行业格局。美国投行的层次化非常清晰:占据多数市场份额的主要是为数不多的大型投行,也有很多小型投行发挥差异化优势,类如被称为boutique的精品投行,他们可能只是聚焦于某个地区或者某个细分领域,却可以深耕百年。钱军教授认为,只要将来中国更加市场化、国际化,也有可能形成类似美国投行业的格局。


外资的最大挑战并非中国的政策


无论是瑞银还是高盛,在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条件下,决定外资在证券业竞争力变化的核心因素是 “水土不服”,也就是本土化问题。


钱军教授进一步解释,因为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与香港、纽约、伦敦市场不同,直接将海外模式照搬到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做好本土化。


钱军教授表示,要克服本土化这一最大难题,外资需要做到治理放权。海外总部给到中国市场管理层,或者说中国本地人多大的公司管理自主权,这是他们需要考虑的治理问题,这其中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以及管理层团队中本土高管的比例,甚至愿不愿意让中国的子公司上市。对于高盛、瑞银等外资而言,这可以说是“一门艺术”。


如果说外资在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劣势是与本土的融合,那么其在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哪怕是走到香港,外资的券商都存在明显优势。钱军教授解释称,只要政策法规明确业务限制范围,尤其是在市场化、国际化的业务方面,外资拥有非常明显的经验和实力上的优势。


外资“狼来了”?


对于外界所谓的外资“狼来了”的说法,钱军教授表示,现在合资券商控股权放开,但仍存在严格的牌照和业务开展的限制,因此短期内不会对国内券商行业格局构成威胁。


在钱军教授看来,国内券商的压力在于,在面对中国企业“走出去”需求的时候,与外资竞争的实力有限。在国内市场上,内资券商仍需要继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需要向外资的职业化、合规化、讲诚信看齐。同时,国内券商需要维持目前拥有大量客户资源、具备良好客户关系等优势。因此,外资会促进国内券商行业提升国际化和专业化力度,从这一点来说,加大金融业开放是利好国内券商业发展的。


此外,钱军教授指出加大金融开放将令一类国内群体受益: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化视野和专业知识的学生们。随着中国金融业逐步加大对外开放,既具有国际视野,又深谙本土文化的人才将会是海内外机构竞相争抢的对象。


外资难撼中国银行业格局


当华尔街见闻提出新一轮银行业开放对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格局会否发生转变时,钱军教授表示外资难以撼动诸如四大行之类的大型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格局,城商行和地区性的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和地位值得担心。


他认为,面对门槛相对较高的中国银行业,外资银行不会盲目地一拥而上。开展银行业务需要具备一定基本条件:大型规模、充足资本金、广阔市场份额。目前中国银行业已经形成了三层梯队,外资想要抢占市场份额难度非常大。


钱军教授表示,无论是从短期、中期亦或是长期角度,中国银行业的格局已经基本确定,外资最有可能是寻求差异化定位,也可以参股国内的银行。


钱军教授还强调,中国银行业未来可能会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金融科技刺激很多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会挑战传统银行业,但传统银行业务仍牢固掌握在传统巨头手中。


基金业最重要决定因素在于中国市场自身


目前外资在中国基金行业存在业务牌照的限制,因此绝大多数业务本质上等同于私募。钱军教授指出,决定中国基金行业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外资是否大规模入局,而是中国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这个市场的成熟程度还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机构投资者取代散户成为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同时,许多金融产品,包括衍生品,类似于股票的个股期权目前仍然缺失。


监管水平要与开放幅度匹配


在谈及严格监管和扩大开放关系的问题时,钱军教授表示,开放的幅度要与监管的能力相匹配。海外历史经验表明,开放幅度较大但监管滞后易引发风险。中国的特点是监管政策性很强,从理论上来讲,如果监管太多,可能影响市场活跃度和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如果一味放任不管,又有可能产生危机,所以关键在于适度的监管。


钱军教授指出,在资本市场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之后,监管的角色可以适当弱化。在事前监管环节,事前约定很重要,特别是资质、杠杆和资金方面的约定;事中监管环节对业务的要求比较高,需要提升专业性;事后监管主要是“灭火”,防止风险爆发。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是个世界性课题。创新肯定比监管的速度快。”钱军教授如此表示。


为此,钱军教授提出了一些关于监管方面的建议。他指出,政策制定的核心是修补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地方,提早预判可能发生的问题,做好事前的约定,制定法律,做好裁判,特别是在高科技、人工智能火热发展的今天。


他认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存在违法违规成本太低的问题。比如,一个上市公司会计报表作假,所谓顶格处罚仅仅几十万,违规成本远远低于通过作假保住上市公司壳的价值。因此,单纯依靠强监管是不够的,同时需要提高违约和违法成本,让作假公司和机构的违规成本和违法成本远远高于其获得的非法利益,比如让作假的公司退市,不给作假的机构第二次机会。


展望未来的监管趋势,钱军教授预计,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管理层可能会进一步放权,更全面地推进负面清单制度。行政监管的核心是以信息披露为主,而不是以业绩门槛为主。监管应当更加依靠市场来进行,而非监管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