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7日，复旦金融EMBA项目“蜕变之旅JOT”课程邀请到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剑雄，带来“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的主题分享。葛剑雄教授从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缘起、兴盛以及发展娓娓道来，并在此基础深入剖析了古代丝路与“一带一路”的同与不同，以及当下中国建设“一带一路”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历史地理学家

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

“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葛剑雄教授首先对古代陆路丝绸之路的兴建始末进行了详尽解读。他指出，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来自于外界，而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这条路不是由汉朝人兴建，而是由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建立的。

而“丝绸之路”的名称同样不是由中国人命名。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亚进行了三年多调查后写了《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一书，并在书中正式提出“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指的是公元前2世纪前形成的一条由洛阳、长安一直到中亚撒马尔罕， 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道。

之所以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实是张骞通西域起到的效果。但张骞通西域本身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并非是为了贸易。汉朝初年，匈奴对汉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经过70多年积累，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势力增强，陆续打败匈奴。

虽然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没有达到，但他带回来的沿线见闻吸引了汉武帝，认为应该将汉朝影响扩大到这些地方。因此第二次派张骞出使，组织使团，带去大量丝绸、黄金、工艺品等，赏赐给将要出使的小国，扩大了丝绸在中亚的影响。

由此，西域商人进一步加强了丝绸贸易，中亚、波斯、罗马帝国对丝绸的强烈需求是维持丝绸之路的主要动力。反观中国，历来中国人只有天下观念，以“天下之中”自居，缺乏了解外界的兴趣和动力，没有对外贸易的概念，汉朝也不许百姓随意出关。

随后，葛剑雄教授进一步介绍道，海上丝绸之路同样不是中国开辟或掌握的。西汉海上探索最远已经到了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中部，汉朝还有负责翻译的译使。但经过初级探索，中国发现别的地方都比自己穷，就没有了继续探索的动力，海上技术反而倒退。

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是源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的断绝。随着经济重心南移，相较于陆上丝绸之路，西域商人发现海运能力更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更多，所以海上丝绸之路完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开辟和掌控。

到了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但其目的仅在于宣扬国威，以建立明成祖政治的合法性；航行范围也未超出阿拉伯航路，采用的仍是阿拉伯的航海经验和技术。这是因为郑和本姓马，是回族的阿拉伯后裔。所以，这七次下西洋在外界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却造成了明朝国库空虚，大臣抵制，并将所有有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档案毁掉。

由此可以看出，官方对外的海上活动往往只重政治目的，轻经济效益，维持丝绸之路缺乏动力。中国历史上不承认有正常的外贸需要，直到清朝仍然只接受外国的朝贡，而外国通过朝贡获得的利益比贸易还多，也愿意甚至希望来朝贡。但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又对民间贸易进行禁止和限制，经常实行海禁、“迁海”等措施，损害了中国的实际利益；加之古代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商业不受重视。

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未主动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路贸易中获利，经商者主要是中亚、粟特、回鹘、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人。

不同于历史上中国对于丝绸之路的被动，建设“一带一路”则是出于中国主动。葛剑雄教授认为，如何使对方国家积极响应并持续参与，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其关键在于互通互利双赢，形成利益共同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一带一路”不是重建丝绸之路，而是中国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解决国内面临的新挑战所寻找的新机遇，如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提升就业率等。例如，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建的，因为在与新兴国家进行贸易前首先要为其投资兴建各类基础设施，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新兴国家建设基础设施，还可以消费中国的过剩产能，输出劳动力，实现双赢互利。

但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防范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因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端的一些国家来说，中国并非唯一选择。但只要能为对方带来经济利益，对方自然会加入到“一带一路”的经济带中来。

在讲座的最后，葛剑雄教授也就同学们关注的“一带一路”未来存在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与大家一起在云端展开了热烈交流。葛剑雄教授表示，“一带一路”离不开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概念，也离不开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联系和交通路线；但“一带一路”并不是“丝绸之路”的“回炉再造”，对历史的不了解或误解，往往会错把历史教训当经验，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