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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en Bailey

“股市集中化为何对经济不利?”,合作者:Kee-Hong Bae和Jisok Kang ,即将发表于《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摘要

股票市场应该为有潜力的新公司提供资金,从而刺激竞争、创新和经济增长。然而,通过来自47个国家的30年数据,我们发现,在以少数非常成功的公司主导的集中股票市场中资本配置效率低下、IPO和创新活动减缓,该市场也与经济增长放缓有相关性。我们的研究使用了不同的样本期、计量经济学模型和解释变量,其结果都是稳健的。我们发现这与以下悖论相一致,即一个竞争性经济的资本市场会阻碍该经济体的持续竞争力。

高华声

“以人力资本为目标的兼并收购:基于商业机密法的证据”,合作者:陈德球和马玉婧,发表于《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2020年第49卷第2期‏521-545页。 摘要

我们发现获取目标企业的人才是企业进行兼并收购的重要动机。我们的研究以美国商业机密法为自然实验;该法案以保护商业机密为由限制了员工跳槽的机会。我们发现当本地通过商业机密法后,当地企业被收购的概率大幅上升。这样的结果对于员工素质高的企业以及员工有很强流动性的企业而言更为明显。这样的企业被收购后,其核心员工和高管更可能在收购后被收购方留任。对于收购方而言,这样的收购创造了更高的股东价值。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显示企业间的并购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突破人才市场的限制来获取对方的人才。

“利益相关者导向与债务成本:基于公司法变革的实验”,合作者:李凯和马玉婧,即将发表于《金融与定量分析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摘要

企业应该以股东利益至上还是利益相关者利益至上?本文研究两种企业目标对公司债务成本的影响。本文基于美国不同的州交错修订公司法,允许公司董事会以社会责任(而非股东利益)为企业终极目标。我们发现法案通过后,公司的债务成本显著下降。以上结果是通过四条机制传导:(1)该法案缓解了剩余价值索取者和固定价值索取者之间的矛盾,(2)短期价值索取者与长期价值索取者之间的矛盾,(3)降低公司的法律风险,(4)降低了公司的被收购风险。

马畅

"资本流动,房地产和区域经济波动:来自德国城市,银行和企业的证据",合作者:Peter Bednarek, Daniel Marcel te Kaat和Alessandro Rebucci,即将发表于《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摘要

我们研究了资本流动冲击对德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房地产市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主要的创新在于构建了一个刻画房地产市场松紧的指标。该指标是基于德国分配难民的政策框架和德国自身地理结构对建设房地产的限制。我们发现在2009-2014年,德国房地产越热的城市比房地产越冷的城市,经济增长高出1.9个百分点。资本流动的冲击会使得有抵押品的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从而能够增加投资和劳动雇佣。

钱军

“法律法规的可执行性和有效性”,合作者:李科,路磊和朱蕾,即将发表于《公司金融杂志》(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摘要

新兴经济体发展资本市场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在我国,“掏空”的形式曾一度主要表现为控股股东转移上市公司资产或胁迫上市公司作为不良贷款的担保人。2005年证监会颁布的一套新规明令禁止“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我们发现有过该类行为并遵守新规进行整改的上市公司减少了关联交易,增加了投资,并取得了更好的业绩。相比之下,证监会同时颁布的另一套旨在规范企业提供贷款担保行为的规定却并未对企业行为或业绩取得任何明显效果。本文认为,这两套规定在设计、执行和有效性上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解决两类“掏空”行为在法律执行成本上存在差异。相对于贷款担保,第三方更容易(在事前)确定某一特定形式的资金占用是否会破坏公司价值,并(在事后)核实由于资金占用而造成的损失。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法律法规的可执行性十分重要,尤其是对于国内正规法律和监管机构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能以较低成本去落地执行的法律法规才更有可能取得成效。

“提升银行服务的覆盖面和参与度:来自肯尼亚的证据”,合作者:Franklin Allen, Elena Carletti, Robert Cull, Lemma Senbet, and Patricio Valenzuela,即将发表于《金融评论》(Review of Finance) 摘要

本文研究肯尼亚权益银行(Equity Bank of Kenya)如何增加普惠金融的覆盖度及其特有的经营模式的盈利性。与包括外资和国有肯尼亚银行等传统银行不同,权益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欠发达的地区和低收入家庭。在2006至2015年间,该行通过新开分支行大幅度提升银行服务的覆盖面,将肯尼亚成年人口中拥有银行账户的比例提升了31%;新增银行开户的户主家庭多为受教育程度不高,生活在落后地区的无房产人群。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该行的商业模式也为股东创造了大量财富,尤其是率先在没有其他银行服务的地区设立的分支行,相比其他位于更多银行覆盖的地区的分支行的利润水平更高。总而言之,权益银行的经验表明,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为传统银行服务尚未覆盖的地区和人群提供金融服务来实现,而这样的增长和经营模式是可盈利和可持续的。

汤海涵

“用二次型法估计克罗内克协方差模型”,合作者:Oliver B. Linton,即将发表于《计量经济理论》(Econometric Theory) 摘要

我们提出一个新的估计量(二次型估计量)来估计克罗内克积协方差模型。我们发现二次型估计量在大维下(即,截面维度n相较于样本容量T较大)有良好的性质。如果log^3n/T趋近于零,二次型估计量是一致的(在相对Fronenius范数的情况下)。在原假设和局部备择假设(关于均值mu)下,我们得到了拉格朗日和Wald检验的极限分布。我们也考虑了mu的线性限制的检验。在小样本里,在克罗内克积模型成立和不成立两种情况下,我们的方法都表现不错。

魏尚进

“制造业中的服务发展与比较优势”,合作者:Liu Xuepeng, Aaditya Mattoo, Wang Zhi,即将发表于《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摘要

大多数制造业活动中也涉及金融和商业服务业的投入,而这些服务业也与制造业活动本身争夺资源,引发了人们对制造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的担忧,而这种非工业化现象起因于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金融服务业以及印度和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商业服务业的发展。本文探讨了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文中作者开发了一种方法来量化服务业在国际货物贸易中的间接作用,并基于增值出口创建了具有比较优势的新措施。我们发现金融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增强了密集使用这些服务的制造业部门,这相较于其他制造业来说,体现了一种比较优势。此外,我们还发现一个国家还可以通过更多依赖进口服务投入,克服国内服务业不发达的窘境。因此,发展中国家降低服务贸易壁垒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


“在全球供应链时代的货币政策”,合作者:谢寅玺,即将发表于《国际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摘要

本文使用具有多阶段生产特点的小型开放经济新凯恩斯模型,研究了全球供应链对货币政策设计的影响。研究发现,除了产出缺口和实际汇率之外,在单一货币政策规则范围内,针对不同生产阶段生产者价格通胀的规则比多元货币政策规则能带来更高的福利水平。当一个经济体变得更加开放时,以出口份额来衡量,相对于最后阶段的通胀,上游通胀的最优权重会上升。如果我们必须在总价格指标中做出选择,那么针对PPI通胀的福利损失要比仅针对CPI通胀的福利损失小。随着生产链的变长,以PPI和CPI通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中,对PPI通胀的最优权重也将上升。不同通胀变量的最优权重会受到如进口关税提高等这种贸易成本冲击的影响,从而发生变化。

吴文斌

“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的一种整合型的估计”,合作者:卜纯雅和John Rogers ,即将发表于《货币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摘要

本文估计了一种新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序列。该序列可以有效的整合传统与非传统货币政策区间,也基本不可被预测,并且基本不包含显著的央行内部信息。我们把该序列与文献中使用的其他序列的差别归结于我们使用的计量方法,以及我们使用的整个利率结构的数据。我们发现文章中所发现的序列对利率期限结构的中部影响最大,并且对经济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作用与传统模型预计的基本一致。

周思力

“国有产权与创新效率”,合作者:曹夏平和Douglas J Cumming,即将发表于《新兴市场评论》(Emerging Markets Review) 摘要

本文我们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我们利用每单位研发成本所带来的专利产出来作为企业创新效率的衡量标准。实证数据表明,国有参股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更高的创新效率的传导机制主要通过缓解国有参股企业的融资约束。这是因为在中国,国有产权能够吸引创新人才和积累技术资源,从而提高研发支出转化为专利成果的效率。

朱蕾

“法律法规的可执行性和有效性”,合作者:李科,路磊和钱军,即将发表于《公司金融杂志》(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摘要

新兴经济体发展资本市场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在我国,“掏空”的形式曾一度主要表现为控股股东转移上市公司资产或胁迫上市公司作为不良贷款的担保人。2005年证监会颁布的一套新规明令禁止“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我们发现有过该类行为并遵守新规进行整改的上市公司减少了关联交易,增加了投资,并取得了更好的业绩。相比之下,证监会同时颁布的另一套旨在规范企业提供贷款担保行为的规定却并未对企业行为或业绩取得任何明显效果。本文认为,这两套规定在设计、执行和有效性上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解决两类“掏空”行为在法律执行成本上存在差异。相对于贷款担保,第三方更容易(在事前)确定某一特定形式的资金占用是否会破坏公司价值,并(在事后)核实由于资金占用而造成的损失。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法律法规的可执行性十分重要,尤其是对于国内正规法律和监管机构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能以较低成本去落地执行的法律法规才更有可能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