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例，人力资本积累虽然能够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但是雾霾污染显著降低了人力资本积累，且近年来雾霾污染对人力资本的负面影响还在显著增强。

陈诗一  教授

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上海市领军人才

政府环境治理自然能够降低包括雾霾在内的污染排放，但同时也会消耗或占用本来用于进行经济生产的某些投入，在短期内造成经济产出的下降。然而，政府环境治理不仅仅是环境保护自身的需要，更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可以说，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时期，雾霾污染及其相关治理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应该是我们更为关心的话题。

由于政府环境治理力度难以直接度量，如何选取合适的代理变量至关重要。许多研究采用环保人员数量、污染治理研发投入、污染税费等指标，然而这些指标较大程度上内生于经济发展阶段，容易引起经济学上所说的内生性问题，导致分析结果有偏，而且这些指标多侧重于体现政府环境治理的某一特定方面，难以刻画政府环境治理的全貌。随着政府环境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问题相关词汇出现的频数和比重也逐年增加。为此，我们选取了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词汇出现的频数及比重来度量政府环境治理力度。选取该指标的好处不仅在于其度量政府环境治理力度的全面性和权威性，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一般发生在年初，该年度的经济发展无法反向影响事先已经确定的政府工作报告，从而可以规避采用前述指标所产生的的内生性问题，能够使得我们的分析更为客观和准确。

不同于通常研究的雾霾数据只有省级层面而且只有近几年的短数据，我们使用了跨度十年的我国286个地级市PM2.5浓度这一独特的雾霾数据，使得研究对象可以扩展到与雾霾污染更为相关的城市层面，而且较长时期的样本数据使得我们观察经济中长期的转型进程成为可能。我们同时使用独特的空气流动系数变量来考察雾霾污染特有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雾霾污染加剧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但是政府环境治理不仅能够有效降低雾霾污染，还能够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因此，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是我国减霾促转型的关键。

雾霾污染显著降低了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严重的雾霾污染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是有害的。基于我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雾霾污染数据和经济历史数据所进行的基准回归分析显示，当采用劳动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代理变量时，PM2.5浓度与经济发展质量存在着倒U型关系，即PM2.5浓度不是太高时，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是正面的，但当PM2.5浓度超过60微克/立方米后将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随着PM2.5浓度的提高而增强。从背后的传导机制来看，雾霾污染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可从城市化进程与人力资本渠道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严重的雾霾污染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是有害的。基于我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雾霾污染数据和经济历史数据所进行的基准回归分析显示，当采用劳动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代理变量时，PM2.5浓度与经济发展质量存在着倒U型关系，即PM2.5浓度不是太高时，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是正面的，但当PM2.5浓度超过60微克/立方米后将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随着PM2.5浓度的提高而增强。从背后的传导机制来看，雾霾污染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可从城市化进程与人力资本渠道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雾霾污染通过城市化机制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一方面，城市化是推动经济质量提升的重要动力，它有效地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最终推动整体经济向前发展；另一方面，雾霾污染主要发生在大中型城市，这显然降低了城市的吸引力，进而限制了城市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经济集聚效应的有效发挥，最终减缓经济发展。

其次，雾霾污染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另一重要机制是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一方面，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质量提升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尤其是考虑到当前经济发展已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另一方面，雾霾污染通过影响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显著损害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例，人力资本积累虽然能够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但是雾霾污染显著降低了人力资本积累，且近年来雾霾污染对人力资本的负面影响还在显著增强。

政府环境治理的减霾效果及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政府环境治理可以减霾促转型

考虑到雾霾污染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选用能够控制雾霾空间溢出效应的空气流动系数以及能够全面度量政府环境保护政策和治理力度的政府环境治理指标作为减缓雾霾污染内生性的两个工具变量，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的统一框架下，来估计政府环境治理的减霾效果及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整体来看，第一阶段回归表明政府环境治理可以显著降低雾霾污染，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雾霾污染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存在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与基准回归相比，雾霾污染对经济发展质量负面影响的系数在绝对值上更大，说明不解决内生性问题会导致我们低估雾霾污染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负面影响。

具体而言，在控制政府工作报告篇幅长短的影响后，可以得到由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相关词汇比重所度量的政府环境治理力度每提高1‰，PM2.5浓度下降1.57微克/立方米，这将使得人均GDP或者说经济发展中的劳动生产率提升659元。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词汇频数占全文词汇总量的比重平均只有5.7‰，因此将其提升1‰实际上是一个不小的增加。综合以上结果可知，雾霾污染显著降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同时也彰显了政府治理在雾霾治理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换言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实施合理有效的环境治理政策来实现降低雾霾污染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目标。 

在研究雾霾污染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传导机制时，我们发现雾霾污染对大中城市的城市化进程与人力资本这两个传导机制中介变量的负面影响显著高于小城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负面影响不断上升。

若雾霾污染在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城市规模大小的异质性，那么从实证分析中也应得到类似的结果。事实上正是如此，实证分析发现，雾霾污染对大中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负面影响显著高于小城市。对于大中城市而言，PM2.5浓度每上升1微克/立方米，人均实际GDP下降1295元；而对于小城市，人均实际GDP仅下降103元，前者达到了后者的12.5倍。此外，我们也考察了政府环境治理对雾霾污染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小城市的治理效果好于大中城市。政府环境治理力度每提高1‰，大中城市的PM2.5浓度下降1.205微克/立方米，而小城市的PM2.5浓度下降却高达2.162微克/立方米。这一看似“异常”结果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却非常直观：尽管小城市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整体低于大中城市，但是给定同样的重视程度，小城市往往能够更容易通过行政命令、问责等“立竿见影”的方式来直接控制污染。 

从时间维度的异质性来看，我们的研究发现，近年来政府环境治理效果要好于以前。比如，2009以来政府环境治理力度每提高1‰，PM2.5浓度下降1.636微克/立方米，而2008年以前，此数据仅为 1.305微克/立方米。这与近年来生态环境管理和政府环境治理政策执行力度不断加大相一致。然而，2009以来，PM2.5浓度每上升1微克/立方米，人均实际GDP下降711元，这一数据在2008年以前仅为287元。可见，随着时间推移，雾霾污染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负面影响不断扩大，治霾促转型越早越好。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人类永恒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如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如何通过政府环境治理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否实现这样的双赢目标离不开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的系统把握，也有赖于对政府环境治理效果的科学评估。如前所述，我们研究的基本结论是，雾霾污染加剧显著降低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城市化与人力资本是雾霾污染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两个重要传导渠道；政府环境治理能够有效降低雾霾污染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雾霾污染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负面影响因城市规模而异，且随着时间推移该负面效应越来越显著。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长期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对于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关系较为普遍的观点是，雾霾减排将不可避免地损害经济发展，从而导致一些地方对雾霾污染“听之任之”。然而，环境承载的容量终究是有限的，通过不断的污染排放来持续推动经济增长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今天的中国已然面临着环境质量严重恶化与经济发展质量堪需提高的双重挑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导致雾霾污染日益加重的罪魁祸首，雾霾污染又通过城市化进程与人力资本等渠道进一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这样的恶性循环以及这样的两难困境唯有通过执行合理有效的政府环境治理政策才能够得到根本上的破解。

这里的政府环境治理政策既包括提高环境研发投入、合理征收环境税、全国统一的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等经济手段，又包含制定环境保护条例、颁布环境保护法规等法律法规手段，也包括直接颁布节能减排的行政命令以及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只有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了，执行的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合理且有效，生产要素才能不断从低效的高能耗高排放部门向高效的低能耗低排放部门流动，高能耗高排放部门留存下来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质量才能够不断改善，经济结构才能够不断优化，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发展质量才能够不断提高；如此，不断降低雾霾污染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向高质量发展持续转变的双赢目标才能实现，这也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处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这一对永恒关系上的核心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