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台湾高端人才流向中国大陆趋势有增无减。据报道，近年来，台湾平均每年约有12-13万人才选择到台湾以外地区发展，其中到大陆就业的比例最高，约占76%。台湾高端人才流向大陆谋求发展、创办企业，如何安稳“着陆”，发挥自己的核心优势？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EMBA项目助力台湾高管人才顺利“着陆”，将国家宏观政策纳入思维路径当中，更新迭代金融与管理知识体系，以金融赋能的理念为企业腾飞提供动力。为支持鼓励港澳台及国际籍学生报考，学院特别设置专项奖学金，欢迎咨询了解。
2021年7月30日，金融EMBA项目组将来到昆山，欢迎有志于金融发展的企业管理者及金融行业精英人士报名参加！
*您提交报名后，金融EMBA项目组会尽快联络您，并通知活动具体地点。
活动议程
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国之一，沙特每天至少要出口620万桶石油，其中25%的石油出口量都由中国承包；到2021年底,中国已经是沙特最大的石油买家。中国作为沙特主要出口市场的地位在不断上升。
“中国与沙特石油贸易用人民币结算对两国来说将是一项双赢的举措”，钱军教授表示。他首先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具体分析了石油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对于中国的两大益处：宏观层面，人民币结算石油将显著提高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交易中占比，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加速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微观层面，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人民币结算石油也将充分降低企业需要对冲的汇率风险。
除此之外，石油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还会有显著的“溢出效应”。钱军教授进一步分析，一方面，人民币在石油贸易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将外溢到其他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已经是沙特阿拉伯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同时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国与沙特石油贸易用人民币结算，将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人民币将逐渐成为中国与合作伙伴进行双边贸易结算的首选。
央行发布的《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截至2019年末，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32.3%和46.7%。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已有70多个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主要国际货币中最小，人民币已成为最稳定的货币之一。
对于沙特阿拉伯而言，在石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也是“好处多多”。“在过去50年间，作为‘石油美元’的主要支持者，沙特阿拉伯货币里亚尔一直采取固定汇率盯住美元。在这个过程中，沙特阿拉伯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和美元资产。但是从沙特阿拉伯政府和投资者的角度，资产多样化配置非常重要，需要从单一配置美元，转向更多货币。人民币不光是最稳定的货币之一，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可能会继续对其他主要货币升值。此外，沙特阿拉伯在对中国石油出口中使用人民币，因为中国同时是沙特最大的进口商品贸易国，这使（沙特）在购买中国商品和服务的计价和结算方式上更加的顺畅与便捷。”钱军教授解释道。
刘志勤先生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石油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对中国和沙特阿拉伯都很重要，同时，也对稳定全球金融体系非常重要。希望该举措早日实现，成为刺激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大动力。
沙特阿拉伯与中国关于石油结算货币的谈判已长达6年，为何在此时开启加速模式？Gal Luft教授认为，因为近期西方对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制裁，包括美国突然冻结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震惊了整个国际金融系统，使得许多国家和央行深感不安。俄罗斯的情形为世界敲响了警钟，每个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其外汇储备的构成，让外汇储备组合更加多样化，而不是严重依赖美元。
其实，不只外汇和石油，国际上天然气、矿产、食品等大宗商品交易都是与美元挂钩。“世界上每10个国家中就有一个受到美国某种形式的制裁。美国一方面用长臂管辖政策制裁他国，另一方面希望各国购买自己的国债并为债务融资。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情况，而美国又对制裁行为的后果缺乏认识，从未尝试做出任何改变。事实上，这些制裁具有累积效应，会促使各国政府选择远离美元，而把‘鸡蛋放到不同的篮子里’，人民币成为各国资产配置多样化的自然选择。这将是世界金融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Gal Luft教授表示。
也有质疑的消息认为，沙特阿拉伯加快与中国的谈判其实是沙特阿拉伯放出的“烟雾弹”。对此，Gal Luft教授认为，不排除沙特阿拉伯透露此消息是为了吸引美国的注意，对美国施压。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美国从贸易摩擦开始，进入金融博弈，这将是中美关系新阶段的开端。
回望过去两年来，油价大幅波动，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时暴跌，在俄乌冲突暴发时又飙升。Gal Luft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与俄乌冲突是对世界石油体系的双重打击。当前，世界能源、金融和地缘政治体系正在重新调整，这种转变的过程是痛苦的，但也是整个世界从“旧秩序”向“新秩序”蜕变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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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报
开年迎喜！2022元旦当日，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会计学终身教授朱蕾与哥伦比亚商学院著名会计专家Stephen Penman合著论文An Accounting-based Asset Pricing Model and a Fundamental Factor（基于会计的资产定价模型和基本面因子）获得国际顶级期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JAE，《会计与经济学杂志》）接受发表。JAE是会计领域综合排名第一的国际（英文）学术杂志，也是学院A+类（最高类）学术杂志名单中唯一的会计学杂志。该论文全新构建了一个以会计为基础的资产定价模型，也由此构建了一个基于会计信息的资产定价的“基本面”因子，在会计学资产定价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该论文是朱蕾教授与其博士生导师Stephen Penman合作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二篇发表在会计学顶级期刊上的论文。这一系列的论文旨在构建一个以会计准则、财报数据以及公司基本面为基础的资产定价模型。
此次，即将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JAE的第二篇论文从经典的资产消费定价理论中延展创建新模型，并且将财报数据与该消费定价理论以及相关的会计原则相连接。这个模型可以更精确地预测股票的未来收益率，及获得此收益率须承担的风险，也由此构建了一个基于会计信息的资产定价的“基本面”因子。相比起已知的一批定价因子，该基本面因子能够更好的解释股票的横截面收益率(cross-sectional returns)；其因子收益率与市场组合收益率呈负相关关系，且在市场低迷的状态下，能够起到保证投资者最低收益率的特性。基于这些结果，朱蕾教授与Stephen Penman又构建了一个双因子组合，也就是市场组合因子配以一个可以对冲消费下降状态的组合因子。与其他因子模型一样，这个模型是一个长短、零净投资的组合，但是该模型具有更高的平均回报率和更高的夏普比率。此外，该因子相对于其他因子模型的收益率表现出明显的alpha(也就是线性回归模型的截距)。与“价值”“规模”“盈利能力因素”和“CMA因子”等因子相比，朱蕾教授与Stephen Penman构建的基本面因子是基于经典经济学理论。因此，该因子还可作为评估其他因子是否可以解释风险与回报的一个基准。更重要的是，该实证模型只有一个因子，而不像其他的实证资产定价模型都是由多个因子组成（这样的多因子结构可以机械的增加回归的R2）。该因子与消费风险相关，因此可以解释投资者最关注的风险，而与不参与定价和回报的因素没有关联。
此前，该系列论文的第一篇Accounting Anomalies, Risk and Return(会计异常因子、风险和回报)已发表在另外一个顶级的会计学术期刊 The Accounting Review（《会计学评论》）。论文通过会计数据来预测股票的收益率，并且研究这个收益率是属于正常回报还是异常收益。研究结果发现，如果市场定价是合理的，那么会计数据应当预测股票的正常回报率。因此，如果市场将上市公司的利润和利润增长视为风险，并且纳入股票的定价之中，那么任何可以预测这两个变量的会计数据也会预测股票未来的收益。实证结果表明，许多所谓的会计“异常”变量可以预测公司未来的利润和利润增长，并且也预测股票未来的收益。这些变量包括应计利润、资产增长、盈利能力、投资、净股票发行和外部融资等等。简言之，由这些会计数字预测出来“异常”回报其实与理性定价是一致的。所以，按照朱蕾教授与Stephen Penman的衡量标准以及一套合理的市场定价模型，这些变量都不能算是“异常因子”(anomalies)。该论文一经发布获得了学术界和业界一致好评。
复旦泛海国金办学四年来，学院已经有29位教授的83篇论文先后被国际著名学术期刊接受发表。其中，25位教授的58篇学术论文被国际一流期刊接受发表。学院师资团队秉承“卓越·责任·创新”的院训，全身心地投入学院学术研究工作，学术成果从数量到质量始终保持高位水平，充分反映出学院师资团队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卓越实力。未来，学院将不断追求国际前沿科研成果，继续为推动一流金融学科和经济学科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会计学终身教授
朱蕾教授的研究涉及理论和实证公司金融、收购和兼并，与金融市场相关的法律及监管体系研究，股票市场有效性等领域。
朱蕾教授与哥伦比亚商学院著名会计专家Stephen Penman合著了一篇论文分析股票市场有效性及非正常因子的关系。此论文得到学术界和业界一致好评，并在著名学术刊物The Accounting Review上发表。
朱蕾教授还与不同的合著者完成了多篇论文。论文内容覆盖面广阔，包括金融分析师与兼并的关系、管理层收购和盈余管理的关系、分析兼并中兼并双方的谈判过程，以及萨班斯法案（Sarbenes-Oxley Act）对公司投资的影响等，其中这篇文章被哈佛商学院列入博士课程必修文章。她的研究成果在国际知名期刊 Management Science 和 The Accounting Review 上发表。
朱蕾教授的博士论文“A New Measure for Shareholder Value Cre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获得了Deloitte & Touche基金会博士（论文）奖金，2008年获得美国西部金融学会的博士生奖。
朱蕾教授具有多年的业界工作经验。攻读博士学位前，她曾在波士顿咨询公司担任经理，参与并领导过多项大额经济纠纷案的分析，包括众所周知的安然会计丑闻和微软垄断案件。她撰写的安然会计衍生品的多个分析报告被专家和法庭采用，对安然会计衍生品案件的最终裁决起了重要作用。
朱蕾教授讲授的课程包括《金融财务》、《财务报告与控制》、《财务报表分析》、《管理会计》等。
朱蕾教授2009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商学院会计学博士学位，2003年获得波士顿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
2021年12月9日，在苏州高新区管委会的指导下，友仑集团、苏高新金控、苏州高新区招商中心和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在苏州金融小镇成功举办2021年国际金融科技论坛暨友仑集团第五届金融科技创新论坛。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副院长、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张纯信，苏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虞美华，友仑集团董事长李沛伦出席论坛并致开幕辞。
此次论坛围绕“金融科技助力产业数字化，推动绿色发展”这一主题，以云端连线结合现场参会、双向分享与对话的方式，借助主旨演讲和圆桌讨论等环节，邀请了全球超过200余位专家学者及企业家，共同探讨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致辞环节，张纯信教授纵观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四大技术革命的发展历程，详尽分析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张纯信教授表示，如今正在步入工业4.0数字化时代，A（人工智能）B（区块链）C（云计算）D（大数据）四大技术推动着金融科技的创新，悄然改变金融行业生态，与此同时，数字化信息也带来新的安全挑战与监管挑战，这就是这场论坛的意义所在。在透明、安全的数据出现之时，我们是不是能够推出新的操作成本与风险都更低的金融产品与之相匹配，我们能不能同时兼顾金融创新与投资人保护，这些都是我们亟需探讨的议题。同时，张纯信教授强调，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不仅仅有绿色发展，更是包含了金融普惠。双碳目标之下，能源产业开发出可再生能源，半导体行业研发低耗能的LED，交通产业推广共享单车与电动汽车，金融行业当然不能例外，我们也要拿出金融科技的创新产品进一步保障地球可持续发展，助力每个人都能享受安全普惠的金融服务。
现场演讲环节，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经济学副教授、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主任Christoph Nedopil发表了“绿色金融技术如何实现碳中和30-60目标”主题演讲。苏高新标杆企业——固德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兼法务总监王银超，就“开创智慧能源新时代”这一主题进行了分享。
云端演讲环节，Forge Global（全球最大的未上市企业股权交易平台）董事及SharesPost创始人Greg Brogger从美国连线，围绕“全球资本市场新变革：独角兽股权交易如何激发创新创业活力”的话题进行了主题演讲，分享了近两年全球独角兽交易行业的发展现状；Tradeshift（全球领先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Christian Lanng从美国连线，围绕“全球供应链管理和贸易网络数字化新趋势”的话题进行了主题演讲，分享了疫情下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对全球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Netstars（日本最大的二维码支付的聚合支付平台）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李刚和首席技术官陈斌从日本连线，围绕“中国模式对于日本二维码支付及商户数字化转型的启发与触动”的话题进行了主题演讲，介绍Netstars从扫码聚合到打造支付生态的不同发展阶段，来展望日本移动支付的未来；MFSAfrica（非洲最大的跨境跨钱包转账中心）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Dare Okoudjou从南非连线，围绕“非洲跨境移动支付——链接世界”的话题进行了主题演讲，介绍了MFS Africa在非洲及全球的新布局，以及中国合资公司MFS Africa Asia在华业务拓展的展望。
在“金融科技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圆桌讨论中，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副院长、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张纯信，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黄毅，企查查科技创始人及董事长陈德强，微软大中华区副总裁及全渠道事业部总经理邓赟，睿正富基金创始人及董事长黄青，电子政务建模仿真国家工程实验室高级顾问王勇，围绕消费零售、大健康产业、企业征信等产业的数字化程度，进行了深入讨论，并预见到数据生产、信息凭证、数据安全、云计算、AI赋能，将是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跨境支付的数字化发展新趋势“的圆桌讨论中，友仑集团合伙人江月枫、CarbonBlue Innovations创始人及董事长宋思齐、铂略金融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郑会一、MFS Africa Asia首席执行官丁晓君，以中非跨境贸易为案例场景，围绕跨境支付的数字化趋势，探讨和交流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和数字人民币的实践案例，以及创新型金融科技企业如何在中国新贸易中发挥作用。
在“创新金融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圆桌讨论中，友仑集团合伙人陈致仪、大和企业投资亚洲上海代表处代表牧井俊介、青空星川能源电池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刘强、BaySound智库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谢梦、CareVoice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高赛，以企业ESG发展作为切入点，分享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节能汽车、制造业、保险领域的升级及数字化转型现状，并从金融机构、企业层面探讨如何借助资本更好地助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此次论坛中，友仑集团与苏高新管委会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合作基金，共同投资高新区内科技型企业，并促进海外优质企业在高新区落地，共同打造海外前沿科技和创新商业模式在中国落地的地方样板。
心理学上对于不同性格的人群有一种分类：一类是不给自己设上限的人，他们的思维体系开放而多元，更敏感和富于创造力；一类是相信“命中注定”的人，他们只愿意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接受各类他人的想法，接受安排好的角色。
刘峰无疑是前者。就在两年前，他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离开工作20年的大型国有银行，到新的舞台从零开始。为什么要放下金饭碗、投入未知的风险？他的回答云淡风轻：“我想要听从内心的声音，挑战全新的自己。”
进入国有大型银行的第一年，刘峰就赶上了银行内部的数字化大项目建设。彼时，他还只是略懂IT技术的“职场小白”，而“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与实际工作间存在不小的差距”。那一年，刘峰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努力把每一件事情做好。他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经常熬夜向前辈同事请教，让自己在日常工作和项目建设中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就这样，他获得了破格提拔的机会，为职业生涯打下了良好开端。
2010年，刘峰迎来了职业道路上的第一个突破点，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更好的基础点”：他不再单单从事具体项目的技术开发工作，而是独立担当起项目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实现了从“点”到“面”的转变，直到成为高层管理的一员，刘峰担任过近十余个不同管理岗位或团队的负责人。
那一年，他成为了单位数字化转型项目的核心骨干，这种大型项目往往涉及到几百个系统和几千号人员的大型项目，“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高度不确定性”，刘峰表示，无论是项目范围、技术路线，还是项目目标、监管要求，每一个环节都让人难以预料。“只要一个数据项内容有变，可能就要连带调整几十个系统，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项持续了5年之久的项目“历炼”也使他形成了一个极具竞争力的特质：从容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积极拥抱“难以预料”的变化。
在刘峰看来，“心态”是成就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不确定性永远存在，正确的心态是拥抱问题，积极面对，相信团队的力量。”直到现在，刘峰在审查项目实施方案时，仍然最关注“问题”。“越是没问题，越要找问题。”关于这一点，《反脆弱》这本书给了他许多启发和思考：完美精密的规划往往是脆弱的，它需要具有允许变化的空间。同时，刘峰更是坚守本心，只做正确的事，在商业规则和道德准则面前始终牢记合规、公平、公开的原则。
经历了银行业系统从电子化、网络化、移动化到智能化的全部过程，刘峰对金融科技有着自己的深刻认知。他认为，金融科技未来的发展将更强调算法、数据、算力三要素的更多融合和互相赋能，走向开放、智能、敏捷、普惠和安全。
但也正因为如此，金融科技的日新月异给IT专业出身的刘峰带来了强烈的紧迫感。“说实话，我更懂科技，但在金融方面则有所欠缺。”这促使他下定决心跳出国有大型银行的舒适圈，转投更为专业、更贴近市场的金融市场机构重新出发，同时也让他萌生了进一步深造的想法。“我希望更加深入地吸收和理解金融知识，第一时间把握前沿市场的动向，把自己打造成金融科技与金融业务方面的复合型人才”。
与复旦结缘也很是巧合。在一次单位的公干机会中，他迈入复旦校园，经过相辉堂旁边的小白楼，看到明媚的阳光在草坪上跳跃，到处充满生气勃勃的美好，这让他久久难以忘怀，以至于在选择深造的院校和项目时，他第一时间锁定了复旦FEMBA项目。实际上，吸引刘峰的不止百年名校的校园氛围，更有复旦FEMBA项目秉持的探索创新精神和重视实践、拓宽视野的教学风格。对于即将展开的求学之旅，他怀有极大的期待：“跳出原有圈子进行深层次宽领域的业务拓展与管理升级，在整体行业大变革的基础上增进行业认识，这是我目前亟需补充的短板。”
他坦言：在复旦金融EMBA也的确收获了远超预期的体验。“项目师资力量强大，同学们背景多元，学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学习和交流平台。”他感叹道，“每一次进入课堂我就想关掉手机，安安静静度过这段充实愉快的学习时光。”在刘峰眼里，钱军院长为代表的项目师资具有国际开阔的视野，上课时娓娓道来，治学严谨，将复杂的金融知识讲得深入浅出；来自各行各业的同学更是给刘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对问题的探讨非常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我特别喜欢课间的分享环节，同学们不论背景行业，只论专长爱好。大家聚在一起自由交流，从事业到生活，从健康到美食，哪怕是随意谈起的话题都能给我带来新鲜的启发。”他感叹道，“如果说学院收获了一批未来可期的优秀学生，那我则收获了一群才华横溢的同窗好友。”
在复旦金融EMBA项目中，“金融”是核心，但更加多元和兼容，复旦人多元并包的交流氛围、跨界碰撞的思想气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刘峰。这个原本只对专业书籍和IT领域研究报告感兴趣的理工男，现在也慢慢培养起了文艺细胞，开始步入社科领域。他沉浸在《红楼梦》里的世态百相，也跟随影像去欣赏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里的美术宝藏。“随着阅历的增加和环境的转变，读书不再是一种增加职场筹码的行为，更多的是培养一种内在的力量，让自己得以安静从容地去面对生活中的新状况。”
如今的刘峰喜欢与“90后”“00后”打成一片，没事的时候刷一刷哔哩哔哩，体验一番Z时代人群的有趣世界，为做好代际管理持续提升认知力。他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即使是对不同意见，也不轻易下结论，而是用包容、学习的态度思索判断。成功的魅力或许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无论是敢于跳出“舒适圈”，还是决心重返校园充电，在不断向上的路上，刘峰始终敢于改变自己，一遍遍重新定义自我，在接纳不确定性中发掘新的力量。“我相信，只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就会在未来创造更广阔的天地。”
自三月上旬以来，上海疫情日趋严峻。为了确保公司业务不停摆、服务不中断，刘峰毅然决然选择了住进办公室，日夜坚守工作一线，至今仍未回过一次家，每天的核酸检测时间是唯一的下楼“放风”机会。“对于我而言，坚守岗位是责任，也是使命。疫情之下，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努力生活，与那些奋斗在抗疫一线的人员相比，我尽的是本分，做的是应该做的事。”他谦虚地说。
“一带一路”不是重建丝绸之路，而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解决国内新挑战所寻找的新机遇。
2022年5月27日，复旦金融EMBA项目“蜕变之旅JOT”课程邀请到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剑雄，带来“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的主题分享。葛剑雄教授从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缘起、兴盛以及发展娓娓道来，并在此基础深入剖析了古代丝路与“一带一路”的同与不同，以及当下中国建设“一带一路”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历史地理学家
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
“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历史上的路上丝绸之路：
外国人开通维护，中国人被动参与
葛剑雄教授首先对古代陆路丝绸之路的兴建始末进行了详尽解读。他指出，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来自于外界，而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这条路不是由汉朝人兴建，而是由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建立的。
而“丝绸之路”的名称同样不是由中国人命名。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亚进行了三年多调查后写了《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一书，并在书中正式提出“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指的是公元前2世纪前形成的一条由洛阳、长安一直到中亚撒马尔罕， 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道。
之所以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实是张骞通西域起到的效果。但张骞通西域本身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并非是为了贸易。汉朝初年，匈奴对汉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经过70多年积累，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势力增强，陆续打败匈奴。
虽然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没有达到，但他带回来的沿线见闻吸引了汉武帝，认为应该将汉朝影响扩大到这些地方。因此第二次派张骞出使，组织使团，带去大量丝绸、黄金、工艺品等，赏赐给将要出使的小国，扩大了丝绸在中亚的影响。
由此，西域商人进一步加强了丝绸贸易，中亚、波斯、罗马帝国对丝绸的强烈需求是维持丝绸之路的主要动力。反观中国，历来中国人只有天下观念，以“天下之中”自居，缺乏了解外界的兴趣和动力，没有对外贸易的概念，汉朝也不许百姓随意出关。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
不计经济效益、只讲政治目的
随后，葛剑雄教授进一步介绍道，海上丝绸之路同样不是中国开辟或掌握的。西汉海上探索最远已经到了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中部，汉朝还有负责翻译的译使。但经过初级探索，中国发现别的地方都比自己穷，就没有了继续探索的动力，海上技术反而倒退。
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是源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的断绝。随着经济重心南移，相较于陆上丝绸之路，西域商人发现海运能力更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更多，所以海上丝绸之路完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开辟和掌控。
到了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但其目的仅在于宣扬国威，以建立明成祖政治的合法性；航行范围也未超出阿拉伯航路，采用的仍是阿拉伯的航海经验和技术。这是因为郑和本姓马，是回族的阿拉伯后裔。所以，这七次下西洋在外界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却造成了明朝国库空虚，大臣抵制，并将所有有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档案毁掉。
由此可以看出，官方对外的海上活动往往只重政治目的，轻经济效益，维持丝绸之路缺乏动力。中国历史上不承认有正常的外贸需要，直到清朝仍然只接受外国的朝贡，而外国通过朝贡获得的利益比贸易还多，也愿意甚至希望来朝贡。但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又对民间贸易进行禁止和限制，经常实行海禁、“迁海”等措施，损害了中国的实际利益；加之古代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商业不受重视。
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未主动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路贸易中获利，经商者主要是中亚、粟特、回鹘、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人。
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并非历史的重演，而是互通互利双赢
不同于历史上中国对于丝绸之路的被动，建设“一带一路”则是出于中国主动。葛剑雄教授认为，如何使对方国家积极响应并持续参与，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其关键在于互通互利双赢，形成利益共同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一带一路”不是重建丝绸之路，而是中国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解决国内面临的新挑战所寻找的新机遇，如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提升就业率等。例如，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建的，因为在与新兴国家进行贸易前首先要为其投资兴建各类基础设施，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新兴国家建设基础设施，还可以消费中国的过剩产能，输出劳动力，实现双赢互利。
但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防范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因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端的一些国家来说，中国并非唯一选择。但只要能为对方带来经济利益，对方自然会加入到“一带一路”的经济带中来。
在讲座的最后，葛剑雄教授也就同学们关注的“一带一路”未来存在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与大家一起在云端展开了热烈交流。葛剑雄教授表示，“一带一路”离不开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概念，也离不开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联系和交通路线；但“一带一路”并不是“丝绸之路”的“回炉再造”，对历史的不了解或误解，往往会错把历史教训当经验，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