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公司治理往往涉及权力与利益的斗争、复杂的人性抉择，这使得公司治理不再局限于学术研究，而成为一门经验艺术。”
在金融EMBA《公司治理》的课堂上，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科研副院长高华声教授通过中美两国的具体案例刻画出公司治理的实践与理论体系，帮助学生将欧美先进理论在中国金融土壤中落地生根，一一解答合伙人之间如何分配股份、如何设计股权激励、如何说服合伙人退出公司等核心要点。
“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仍在不断打磨，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不够稳定，对于游戏规则的共识仍没有达成。”高华声教授直指症结所在——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环境特点，企业存在着特定的问题，比如公司控股大股东无法自由买卖股票，对大股东的激励机制与欧美大股东存在偏差、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不公正行为……
“从全世界的趋势看，股权激励已成为高管薪酬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超过了工资和奖金等其他部分。”对于目前在国内快步推进中的股权激励制度，高华声教授旗帜鲜明地投出了赞成票。长久以来，中国企业的高管团队始终依赖于传统的现金和奖金的激励方法，股权激励在近几年才在A股市场得到更多关注，但目前主流的高管薪酬激励仍然是以现金形式。
“事实上，这两套常用薪酬体系所起到的作用恰好相反。”股权激励的目标是激励管理层勇于探索未知，追求高回报，并愿意为此承担相应的风险；而现金薪酬则是典型的“风险管理”思想，试图减少高管在经营过程中犯错的可能性，同时也牺牲了很多潜在机会。
“坚持创新核心地位，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对此高华声教授建议：“如果想要大力发展高科技创新，首先就要将重心从防范风险变为鼓励冒险，发扬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就是说需要鼓励企业采用股权激励的薪酬体系，逐渐取代工资奖金等传统办法，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企业的创新动力。”
高科技企业由于“低现金流、高成长性”的特点自然是股权激励的主阵地，不过在高华声教授看来，传统企业和国企也应逐步转变为股权激励制度，“尽管受体制所限，激励机制不够灵活，但值得多做有益探索。”
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中小企业主把“公司治理”看作是大公司的专利，疏于在这方面下功夫，公司治理结构呈现出简化粗放的态势。
“诚然如果企业规模特别小，公司治理确实缺少实际意义，但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就会指数级地显现。”高华声教授以一家小作坊的创业史为例：在企业创业初期，经营人和所有人往往是同一个人，但随着企业规模逐渐扩大，外部投资人开始介入时，股权如何分配？谁拥有控制权？公司日常事务由谁决定？这些现实问题都不得不被摆在面前。
当企业的融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参与公司决策的人越来越多，公司治理方面所需要做出的决策也越发复杂——不同股东之间权益如何分配？投票权、经营权、现金流权如何规划？是否需要业绩对赌？什么时候安排上市？
一旦决心成为上市企业，完成由私有企业向公众企业的转变，公司治理的维度与难度也将面临空前水平——董事会的建立和健全的公司章程提上日程，不得不开始斡旋于证券交易所、证监会之间，并不断满足相应要求……
“其实一家公司的治理水平如何，是完全可以量化的。”高华声教授以最典型的指标为例——公司章程中的反收购条款越多，公司就越不容易被外部的职业经理人控制，也就意味着公司治理水平越差。此外，还可以通过公司的管理层持股比例、董事会是否有足够的独立董事、董事会主席和CEO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等多维度综合衡量公司治理水平。“通常而言，公司治理的水平越高，公司的估值也会水涨船高。”
“国际商学院的理论知识虽然一流，但未必适合中国的金融土壤。”作为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科研副院长，又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职多年，高华声教授对于海内外EMBA教育显然具有发言权，“几乎所有国际商学院的教学都以欧美市场为案例，这些案例虽然经典，但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存在一定特殊性，很难学以致用。”
“复旦泛海国金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痛点，兼具国内外一流商学院高管教育之所长。这里采用美国先进的金融学理论基础，但案例研究、实践课程、理论应用都是以中国金融市场为对象。在理论上保持国际一流水平的同时，商业实践上全面对标中国金融市场，帮助学生真正实现学以致用。”
除了课程设计本身，复旦泛海国金FEMBA学生群体给高华声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既关心实际也关心理论，既关心身边具体的问题又兼具看待问题的深度，很难得地集学术与实践于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