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重塑多赢格局

导语

复杂交错的全球价值链已经深入到各个经济体，悄然改变着各国的贸易关系，也深刻影响着国家间的竞争。我们应该认识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的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多赢格局”。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体量持续增长。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298亿美元，年增长11.5%；从美国进口1539亿美元，增长14.5%。融入全球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贸易和出口是我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推进器。

然而今年以来，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掀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对中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施压。贸易摩擦成为国际关系层面最为重大的事件，一味指责不如反思对策。

“玉石俱焚”还是达成谅解？

即使将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很多事情称为“打嘴炮”也不为过。中美双方在具体行动方面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多所谓的“威胁”其实只是美国更大范围谈判的一部分，借此表明它对现有贸易协定的不满。特朗普可能还是想继续维持自由贸易，但前提是要改变一些他认为对美国有害的规则和规定。

在欧美，特朗普通常被看成一个想要摧毁世界贸易体系的煽动者。我不是在为他辩护，但我认为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很可能是出于谈判技巧——想通过谈判达成有利于自己的交易，因此他必须显得很强势，甚至有些不可理喻。一种不可理喻的执拗往往会给对手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让对手觉得谈判随时可能崩溃，从而被迫就范。有时这更像是一种表演，但危险在于演得过火了，事态升级就真的会骑虎难下。

但是，如果特朗普就是这么疯狂，这并不是他的谈判技巧，而是他坚信美国从未在贸易一体化中获益，所以要加以各种限制，那么欧洲和中国应该如何“自然”地回应呢？我认为，如果他真是想“玉石俱焚”，那么自然的回应就是不报复。即使对美国进口商品加以限制，欧洲和中国也从中得不到任何明显的好处，因此很难找到支持征收关税的直接证据。一般人认为关税有助于保护国内就业，但事实却是商品的价格增加了。如果美国一定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和欧洲不必跟进，这是一种解释。

可如果这就是美国谈判策略的一部分，情况就不同了。可能特朗普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给对手一个“下马威”，那么作为对手或许也应该强势回应。所以，当我看到中国和欧盟都采取了反制措施，我的理解是他们也认为这是特朗普的谈判游戏，必须奉陪。这是我对目前形势的两种解读。

或许把当前形势理解为全球进入一个新时代更为准确，某些如特朗普这样的政策制定者认为当前的贸易体系不如预期，需要采取措施进行应对。如果这只是一个以改变自由贸易规则来重新分配利益为导向的谈判，那么中国作为其中一方确实应该表现强势，无论是口头上的针锋相对还是临时性的反制措施，都将有效且灵活。不过，宣称要退出WTO这样的话还是要谨慎，否则就会像英国脱欧一样覆水难收。

“中兴事件”中总结出的教训也基本印证了我的观点，即美国对中美关系的某些方面是不满意的，比如技术转让。但美国终究还是关切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因此，中美两国必须找到一种达成谅解的方式，推动双边关系的继续发展，而不是破坏这种关系。我不认同特朗普敌视中国的另一种解释，即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是被特殊利益集团裹挟的，我不赞同这种观点。 

以邻为壑还是互惠互利？

如果中美贸易总额真的出现大幅下降，那么印度、墨西哥和亚太其他新兴经济体自然想要填补空缺，也会因此获得出口增长的机会，但这里还存在一些被忽视的因素。总体上讲，中国从全球化中获益良多。虽然，这其中还有发展不平衡、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但如果没有贸易一体化，中国不会取得如此之大的发展成就。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之一，其他国家也都从中获益。全球化让中国提高了生产率，同时也使其他国家从中国获得了大量中间品，进而提高了本国企业的生产率，但这一点却很少被人提及。这些影响都是输入端的。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中国向西方市场的输入减少，美国和德国的企业生产率受到影响，市场需求和销售都会缩减，中国市场亦然，那么如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填补中国缺位所获得的增长最终也会被抵消。所以全球贸易是环环相扣的。失去中国这个重要输入来源和巨大市场，其他经济体并不见得能从中获益。再举个相关例子，中国加入WTO以后，墨西哥陷入了巨大的末日恐慌，他们认为其加入WTO以来获得的所有优势，可能都会随着中国的崛起不复存在。而现实并非如此，墨西哥仍然从全球贸易的互补性中获益。既然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崛起没有毁掉墨西哥，也就很难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被削弱会让墨西哥得利。全球价值链是高度关联的——墨西哥从中国输入产品，加工完成后再输出到美国市场。因为中国的存在使墨西哥的很多企业成本降低，消费品价格也更加低廉，从而提高了墨西哥企业的工资水平和生产效率，而且全球化也使墨西哥生产的汽车能进入需求巨大的中国市场。

中国正从技术吸收走向技术创新

每个国家都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果一个国家善于吸收外国技术，那么它就会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开始不断成长发展。目前中国已经到达了这种发展的边界，所以必然会从技术吸收转让阶段向技术创新阶段进发。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创新中枢必须具备一些基本要素，我不确定中国现在是否都已具备。

中国本土有很多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但人才流失现象也同样严重，很多科学家和创新者都去了海外发展。当然，中国也有一些杰出的企业家把引进的技术在中国市场玩得风生水起，比如阿里巴巴的马云。但中国要想成为全球创新中枢，就需要培养和留住更多创新型的科技人才，不止是本土的，还有来自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是欧美的。25年之后，世界十大顶尖高校中可能五所都会在中国，这并非不可思议，但也不会水到渠成。为何硅谷尽管生活成本高昂，人才还是趋之若鹜？那是因为它是全球创意创新的大本营。因此，中国也需要打造这样的创新集群和适宜的软环境来吸引全球的高层次人才，从而实现从全球一流技术追赶者向全球顶尖创新推动者的转型。

“有备而来”的技术转让是双赢之举

当前跨国企业是国际贸易的主体和核心，而跨国企业的公司属性也让我很自然地决定从契约理论视角研究它们的方方面面。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不断拓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导致了重要的技术转移，而这可能不利于美国，因为中国的很多政策需要美国企业有一个中国合作伙伴，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对美国不利。

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先回答另一个问题：既然美国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已经了解了这样的政策，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它们仍然决定要在中国投资，与本土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承担可能带来的技术“泄漏”成本？美国企业并不天真，它们一定是在深思熟虑后认为这样的成本可以接受。比如通用汽车公司要把技术带到中国，但对于要带什么样的技术，它们十分审慎。显然这些美国企业不会把最顶尖的技术和最先进的车型引入到中国，它们已经了解到可能出现的摩擦并且有备而来。因此，它们绝对不是鲁莽决策投资中国，并毫无保留地引入自己的先进技术，它们完全能承担相应技术“泄漏”的成本。我本人没有发现任何经验证据表明，这样规模的技术转移造成了美国社会的无效率。适当的技术转移使中国供应商更具效率，美国企业对于这种利己交换也应该乐见其成。而出乎它们意料的是，美国政府现在要求它们停止这样的技术转让。当然，这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