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

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金融学特聘实践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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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银行与全能银行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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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银行作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承载着储蓄民众资产的公用性以及提供风险业务与投资的风险性。随着近年来混业经营模式的快速发展,金融公用事业和风险事业的矛盾也在加大。混业经营到底是不是金融运行的一个良好模式呢?是不是有利于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狭义银行模式的思考逻辑对当前的货币政策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商业行为背后有政府的担保,有人甚至将银行形容为公用事业和赌场的混合体,银行存款是一般民众的货币资产,银行体系提供支付和相关的金融服务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有点类似于电力和自来水等公用事业一样,需要平稳运行。其他风险业务与投资带来较高的收益但波动大,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有公用和风险事业的矛盾。政府的担保使得风险投资带有很强的外部性,增长的收益由个体获得,带来的风险由全体纳税人承担。

监管悖论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金融自由化使得金融的外部性日益突出,政策应对是《巴塞尔协议》维护金融稳定的三大支柱,即资本充足率要求、审慎监管和市场纪律约束(信息披露等)。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巴塞尔协议》框架的不足,危机后的反思主要在于加强监管。但是,金融行业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宏观审慎监管维护金融稳定的效果还有待观察,而增加监管成本已经被诟病。

在中国,近几年金融的混业经营快速发展,金融的公用事业和风险事业的矛盾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防控金融风险成为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对之策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基本一致,即加强监管,宏观审慎监管因而成为一个热门词。混业经营对现有的分业监管带来挑战,金融监管框架改革成为重要议题,着力点是如何让监管机制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似乎没有人质疑混业经营的模式,甚至有观点主张发展全能银行。

为了应对监管套利,监管的广度和深度在增加。虽然审慎监管增加了宏观视角,但落地是在微观层面,涉及对金融机构内部运行管理的干预。这就带来一个悖论:一方面,发展混业经营的益处是不同类型的金融服务有协同效应,理论上讲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纠正由此带来的外部性需要监管深化,对金融机构的商业行为的干预越来越多。从对经济的最终影响来看,两者似乎有内在的矛盾。那么,混业经营到底是不是金融运行的一个好的模式呢?是不是有利于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

狭义银行模式

全球金融危机后另一个反思是改变金融的结构,通过法规来划分不同金融业务的边界,也就是说,更多地用事前的规则(regulation)而不是事中的监管(supervision)来应对金融的外部性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后有人建议重回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把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开。同时,近几年被称为芝加哥主张的狭义银行受到关注,这是芝加哥大学几位教授在1933年提出的关于银行业改革的建议,其中关键的一项措施是要求银行存款有100%的安全性资产支持。

狭义银行的最严格的形式是银行存款有100%的存款准备金(银行在央行的存款)支持。在这种模式下,银行存款是纯货币(plain money),货币和信用(金融)分开,货币创造完全来自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银行只是一个渠道。所有的货币都是外生的,或者说都是基础货币,由央行的操作决定,不再有银行信用创造的内生货币,铸币税归政府,商业银行不再享有创造信用货币带来的类似铸币税的收益。信贷、证券、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则和狭义银行分开,受市场竞争纪律的约束,不再享有政府的显性或隐性担保。狭义银行就是把金融的公用属性和赌场属性分开来。

也有柔性的狭义银行建议,比如支持银行存款的资产放宽到政府债券,对中小型企业的贷款,后者是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但是,即使较宽的狭义银行的落实也可能对现有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这并不意味着狭义银行没有任何可行性,历史上的货币金融制度变革都有争议,分隔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就是芝加哥主张的妥协版。印度在2016年11月宣布的废钞令,导致现金短缺,但短期的阵痛之后,长期的益处(打击地下经济和避税,促进金融中介发展)会逐渐显现出来。

值得关注的是,在2016年竞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把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作为政纲的一部分,两党各有一位议员已正式提案并取得特朗普政府的同意,《21世纪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要求把提供储蓄存款并享受联邦存款保险的商业银行与风险较高的金融服务业分开,后者包括投资银行、证券投资、保险等。所以,不能将特朗普放松监管的主张理解为重回金融危机前的自由化。准确的理解是,特朗普要的可能是在划分金融的公用与赌场部分边界后,对风险部分放松监管。

高存款准备金率不是坏事

狭义银行模式的逻辑对我们思考当前的货币政策也有参考意义。在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的过程中,美联储会不会通过缩表(也就是卖出长期国债,回笼基础货币)来紧缩货币条件呢?把前期购买的长期国债冻结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通过提高短期利率来紧缩当前的货币条件,更有利于控制私人部门信用创造货币,降低信用的顺周期性。这实际上相当于一次性提升美国的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率。市场关注美联储开始缩表的时间与力度,但一般认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不可能回到危机前的水平。

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过去在国际收支顺差的环境下,央行通过存款准备金要求对冲外汇占款对国内流动性的扩张影响,使得中国的银行体系有了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在资金外流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反向操作,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人民币流动性呢?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持续的资金外流需要降低准备金率来稳定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而且存款准备金要求对银行来讲是一种税收,扭曲资源配置。

但是,从区分金融的公用和风险事业的角度看,高存款准备金率是一件好事。未来广义货币增长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促进信贷投放,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变,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第二条路径是维持存款准备金率在高位,央行通过再贷款、政策性贷款等措施扩张资产负债表,M2增长直接来自央行的本位币投放。第二条路径类似于上述的财政投放货币的渠道,降低增长对信用和房地产的依赖,减少金融的顺周期性。


本文摘选自彭文生著作《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2017 年6 月第1 版第十三章第四节“狭义银行与全能银行之争”,得到作者本人和中信出版社使用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