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预期，九步走

导语

稳经济并不意味着不能容忍经济增速出现适当的减缓，也不意味着采取大水漫灌式的货币刺激。短期内采取救急措施是必须的，但同时必须仍然坚守经济调整转型，改革创新，促进新旧动能转化的原则。

改革开放40年，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已经或正在改变世界政经格局。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报告中所讲，中国处在“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危和机同生并存”的时期。行至2019年，中国经济内在发展逻辑没变，宏观与微观问题依然不少，再加上外部不确定性，经济形势更严峻。

面对如此复杂局面，守住底线，稳住大局，是工作总基调。2018年12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保经济稳定，必须做好“六稳”。笔者认为，“六稳”中，“稳预期”是关键，是首要问题。为此，特别提出九点建议。

严峻形势下的稳中求进

2019年，中国经济形势，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已经是业内共识了。那么，究竟压力有多大呢？

一方面，中国经济多年运行中，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因素、全球经济增长减速以及国际地缘政治风险等外部不确定，增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多变性。

内外部环境本来复杂多变，多年积累风险要释放，经济下行和失业压力加大，还要进行结构调整转型，这个过程必然严峻。再加上宏观调控面，内在信贷需求在减弱，宽松信贷的边际效应在下降，调控效用在减弱。微观经济面，由于改革滞缓，产权保护不足，民营资本没有安全感、投资预期不看好，企业经营困难加大。宏观调控边际效用减弱和微观经济体活力明显不足，必然给2019年更加复杂的经济形势带来更大的严峻性。

当然，也还要认识到，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预期不成问题。若按经济因素与经济逻辑分析，中长期供需动力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未来5年中仍能在世界前四大经济体中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现在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是短期的。

客观上我们了解了这些环境形势，但主观上总感觉有些能力不足。从2016年以来“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发展到今天更加复杂、更加严峻的经济形势。2019年，确实是关键的一年。

面对这种局面，必须采取“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逆周期调控，防止经济出现断崖式的下跌，才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稳经济过程中坚持逐步市场出清，改革创新，结构调整，实现新旧动能转化，才能使中国经济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健康道路。

但是，稳经济并不意味着不能容忍经济增速出现适当的减缓，也并不意味着采取大水漫灌式的货币刺激。短期内采取救急措施是必须的，但同时必须仍然坚守经济调整转型，改革创新，促进新旧动能转化的原则。否则，中国经济容易开始步入慢撒气的低迷增长之路。为此，中央高度重视，明确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全面要求，即“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社会政策要强化兜底保障功能”，这“三个强化”是稳定经济与社会的基本要求。当然，在不可忽视的内外部新压力冲击下，如何操作好三者的平衡，就是考验我们宏观调控的技巧了。

“六稳”首要是“稳预期”

基于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应该在坦承困难、容忍GDP增速有所下降的情况下，一方面尽快安排过渡措施，帮助企业解困，确保居民收入基本不下降，并在逐步释放风险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另一方面，应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与调整，尽快推进形成持续增长的结构与动力。这些目标要求之间的政策如何搭配？如何理解？

继2018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12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明确提出，要确保经济稳定，必须做好“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我理解，“六稳”中，“稳预期”是当前的关键，是首要问题。

因为从长期看，中国增长预期不成问题。若按纯经济因素与经济逻辑分析，中国的储蓄率遥遥领先，加上40年来积累的庞大的人力资本，这两项构成了中长期增长有力的供给因素。当然，还有制度改革红利的供给因素。从需求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消费第二大国，并形成了中国城乡、地区间明显的差距，这两项构成了中国长期增长纵深的需求因素。这些供与需的因素，决定了从2019年开始的未来五年内，中国仍存在比现有发达国家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决定了在未来五年末，即使印度可能赶超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中国仍然能在前四大经济体中保持最高的经济增长率。

虽然长期的增长预期不成问题，而长期是由短期连接而成的。那么短期内如何渡过调整转型这一关？

首先，大局稳定是改革的基础。守不住底线，稳不住大局，经济崩盘了，就谈不上进一步改革与创新，谈不上新旧动能的转化。

其次，稳经济大局，不是不改革，而是为推进调整或改革赢得时间。如果稳而不进，稳中不改，或者改革与调整不到位，虽然暂时稳住了，从长期看，仍然挡不住中国经济逐步滑向慢撒气的低迷发展阶段。

再次，短期内可容忍在稳住经济大局过程中，行政措施与市场机制并举。但是，必须清楚这些行政措施、行政刺激是暂时的、过渡的，是迫不得已的，不能指望其长期化、制度化。

既然短期内稳住大局至关重要，就应抓住“稳预期”这一关键。因为要稳就业、稳金融，取决于实体经济中的稳外贸、稳投资、稳外资。外资、外贸和投资不足，就业自然稳不住。如果外贸、外资、投资明显减少，一大批企业的资金链中断，金融体系也就难以稳住。然而，要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针对2019年复杂、严峻形势的具体原因，必须对症下猛药，即在宏观调控方向与策略、民企产权保护与企业解困等方面，采取近期内能立竿见影的调整措施。否则，老生常谈，就不足以稳市场、稳民心、稳预期，进而不足以稳住大局，守住底线。

 “稳预期”的九大措施

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2019年经济工作，提出七项重大任务，做出全面部署。在此，仅就短期内“稳预期”，提出以下粗浅补充意见。

第一，必须鲜明地提出，当前宏观经济的调控方向是逆周期调控。中国已经是经过40年快速增长积累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宏观调控方面要发出坚定不移地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信号，这与供给侧改革不矛盾，也就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加快扩大内需。

第二，政府要加快降税费减支出步伐。针对目前微观企业大面积经营困难，应在适当扩大财政赤字的同时，抓紧出台降税减费具体操作方案，以增强市场信心，即使是一至两年的临时方案。针对减税减费后的财政收支压力，建议从2019年起，全国各级行政部门仿照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的救急办法，行政支出缩减5%，政府带头过紧日子。

第三，全面清理国企与民企待遇不一致的规章制度，重点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规章。近期中央领导反复开会，反复讲话，给民企信心。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涉及各部门对国企民企不一致待遇的“玻璃门”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建议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就此问题进行一次普遍的自查对照，报告国务院，以方便社会的监督。对过去一些未依法处置、处置不公的案件，应予以及时平反，以取信于民企，取信于社会。

第四，围绕落实2020年1亿人落户目标，对各地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行落户，提出限时的工作目标，以此推进人的城镇化，推动内需。因为要落实落户目标，将涉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财政支出。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三项试点，不能停留于经验总结阶段，要有详细的工作部署，抓紧时间在年内大面积推广试点，目的是通过这项改革，千方百计让农民的口袋尽快鼓起来。

第五，今年的就业、失业压力较大，应尽快落实去年12月国务院出台的促就业文件，监督各地政府在30日内制定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包括调整企业社保费的缴纳办法和多种补贴办法，组织好对失业者的再就业培训等工作，并发动社会多方力量实施多种救助，以减轻企业压力，扩大就业。

第六，对目前相关部门，特别是金融、环保部门，鉴于过去监管工作不力，开展整顿、纠错、监管工作，要实事求是，要有宏观上的底线思维，重点安排好过渡的政策措施。环保部门监管要防“一刀切”、“运动式”。金融部门对影子银行、大资管、P2P的整治与纠错，既要坚持方向正确，又要讲究整治策略，真正体现风险缓释的原则。防止环保以及金融领域的几个部门同时采取大力度的整顿政策，造成对微观企业带来不可思议的共振效应。

第七，房市调控要坚持逐步确立长效机制的原则。具体实施中，应该让市场清楚地知道，中央关于房市的调控方针是“因城施策”，各城市“各负其职”。房价仍以稳为主，要在逐步建立长效机制的过程中，发出正确的市场信号，不刺激投资者进行城市间房价的简单攀比，逐步使投资者真正确立“房住不炒”的理念。

第八，在困难时期，要提高全社会对释放风险自觉性的认识。要让大家知道，不去自动释放已积累的风险，中国经济不可能走上可持续稳定增长的道路。如果不加条件地以过多的货币发行来刺激经济增长，那是对市场发出的最大的利空消息，同样不利于从根本上实现稳预期的目的。要相信市场有内在的理性逻辑。对2019年可能会集中暴露的地方政府平台违约事件，要有准备。要约束其依法处置，包括准备重组、出售地方政府的资产。

第九，中长期改革，要咬住不放。2019年的改革，短期内要突出抓问题导向的，抓人民关切的，抓近期见效的，当机立断，以鼓舞信心，稳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