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反思三部曲”——从“他者”到独立的“她者”
导 语
在此起彼伏的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女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变。然而，要消弭既有的性别差异和困境，女性应该摆脱“镜像”的束缚，按照自己的理念、方式和梦想去设计生活。突破传统社会性别理论话语权的束缚，开创更为多元的女性主义格局，成为独立的“她者”。
“女性主义”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西方，19世纪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活跃在西方政治舞台上。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第一波女性主义思潮开始争取男女平等；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不仅争取男女平等，也开始争取各族裔、残疾人的平等。到了21世纪第三波女性主义思潮，人们开始关注各种移民、认同、族裔等意识形态和知识体系的改革。
2018年12月31日，美国人类学会发布了一份年终总结，评选出年度关注度最高的文章。这些文章关注着当下社会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回应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着“性别”“种族”等经典话题。其中第二篇文章是马凯特大学社会与文化科学系副教授Sameena Mulla发表于2018年4月的《美国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the US）。人类学家们正在呼吁扩大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的理解，探讨性别是如何让人更加脆弱和感性，进而探讨如何减少因性别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在“Me Too”运动此起彼伏的浪潮下，这似乎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全世界的女性意识都在觉醒。
作为“他者”的书写
“他者”的范畴同“意识”一样原始。在最古老的神话中，都可以发现二元性的表述方式——自我（the Self）和他者。他性（Otherness）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范畴。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中，女性是作为附庸、客体的存在。在《创世记》中，女人的从属性是用“夏娃是用亚当一根多余的肋骨做成的”来象征的。圣·托马斯则说女人是“不健全的人”，是“附属的人”。列维·斯特劳斯在《父母的结构性因素》中关于原始社会诸种形式的探讨中指出：“从自然形态到文化形态的转变，以人类把生物学关系当作一系列参照物来观察的能力为标志；二元性、交替性、对立性和对称性，不论是以明确的还是以含糊的形式，与其说构成了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不如说构成了社会现实的根本而直接的既定论据。”在原始社会的国家、部落、宗族中女性永远处于次要和弱势的地位，“男性”对女性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她们始终从属于男人。在皖南徽州矗立着的那些功德牌坊、贞洁牌坊等，是男权最直观的呈现，也是对女性最物化的枷锁。男性一直享受着某种特权，每一座牌坊无论是表彰政绩还是褒奖女性的贞洁，无不处处彰显着一种无可抗拒的男权意识和象征，也是传统儒教“存天理、灭人欲”的体现。
17世纪女权主义者普兰·德·拉·巴雷曾指出：“男人写的所有关于女人的书都值得怀疑，因为他们既是法官，又是诉讼当事人。”族长、教士、当权者都很想证明女人的从属地位是天经地义。到了18世纪，部分哲学家开始思索男女平等的问题，狄德罗、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开始为女人辩护，开始摒弃男权思维和切身利益，1920年美国妇女终于获得了象征男女平等的权利。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它是西方女权主义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因而有着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它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其研究对象包括女性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以知识女性视角呈现了自觉的女性意识。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称得上女性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它以尖锐的批判锋芒和义无反顾的离家出走主题将早期女性主义运动推向第一个高潮。它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了猛烈批判；它努力“发掘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文学传统，重评文学史；它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表达方式，关注女作家的创作状况”。
直至“西学东渐”，随着“五四运动”的影响，女性写作立场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深入中国文人的心中，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关注女性命题，展开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在新文化运动的渲染和女性启蒙思想的推动之下，中国的部分女性作家开始用一种与传统叙事视角相区别的眼光重新审视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她们采取相对另类的文学表达形式对传统、现实、父权秩序进行颠覆，从单一的女性角度出发，以纯粹的女性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世界，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她们宣称要用体现女人差别的创作方法来写作，通过女性经验的开掘来解构父权制的二元对立思维。女作家丁玲、庐隐、陈衡哲等，她们的小说视点都不约而同地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高扬女权主义旗帜对现实直接进行反抗和斗争，呐喊出巨大的悲愤与炙热的激情，无论是热情奔放、刚强倔强的莎菲、丽嘉还是性格内向害羞的伊萨、梦柯，都不折不扣地体现着强烈的女性启蒙意识，把一生的幸福和解放，都押在对男性世界的抗衡和斗争之中。飞蛾扑火般冲出传统礼教统治的家庭，渴望自由飞翔。
“五四运动”中的女性中心意识是进步的，丁玲等女性代表以高昂的姿态控诉着社会的不公和欺压，张爱玲则对女性自身传统意识进行批判和扬弃，以一种冷峻而又残酷的语调淋漓尽致地描写出作为男性附庸而存在的女性世相。女性意识在作家笔下开始觉醒，她们活得自我、洒脱，有着自己海阔天空的世界。从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来说，她们不再满足最基本的生理、安全、社交的需要，她们渴望实现更高层次的尊重、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她们渴望男女平等，她们渴望理想的爱情婚姻，她们饱览群书、展现才华，这些女性主体意识在她们的潜意识里不断地流露展现出来。丁玲们的出现让女性意识轰轰烈烈地觉醒，她们的命运不再被动地任由男权世界宰割，而是对自己的命运脉搏有了更多积极主动的控制力。她们身上体现着“五四运动”以来新女性的特质：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她们不满旧式婚姻、道德束缚和摧残，要求个性解放，冲破传统的文化禁忌，在旧有的男权世界开始崩塌之时，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女性自我求索、自我认同与自我批判，体现了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
其实鲁迅早在“五四”文坛高呼闺阁中的千金小姐模仿“娜拉出走”时，他就冷静地告诫道：“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地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女性首先学会了自谋生路，摆脱了卑躬屈膝向男人讨要生活的旧模式，继而她们在精神、灵魂上开始独立起来。工作是最好的幸福实现方式，获得尊严、收获荣誉、实现自身价值。
作为“镜像”的存在
《诗经》云：“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西方古老的传说中，“阴阳人”被宙斯截成两半后，时刻寻求着与对方交融、拥抱和融为一体。在世界女性主义发展运动中，许多错误的观点是将男性与女性对立起来，产生了“女性男性化”或者“男性女性化”等诸多误解。女性主义最朴实的初衷，就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民主政治的进程，女性可以获得和男性同等的发展空间。正如拉康所言，“在任何与他者的关系中”都会产生侵略性。基于他的异化和误认观念，自我并不是它自己的主宰。我们苦苦寻找自我，而当我们找到它时，它却外在于我们，总是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对拉康来说,他要更进一步对自我的本质、人类身份的建构以及人类知识的特征做些形而上的哲学思考。
21世纪，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此起彼伏，现代性的自我也在后现代的反光镜下变成了多元、多样性万花筒。在新的需求和生活方式之下，女性与自身、与社会、与异性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歧视。女性要从男性的阴影之中走出来，而不仅仅是作为男人的镜像存在。拉康镜像论的核心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欺关系；其另一个重要的内里逻辑是由形象—意象—想象为基座的小他者伪先行性论。拉康的先行性，通俗地说，就是一个不是我的他物事先强占了我的位置，使我无意识地认同于他，并将这个他物作为自己的真在加以认同。女性渴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最后却成功地成了另一个人的影子，镜像不过是婴儿在接触社会和进入语言之前的一个“理想的我”，或者说虚构的自我。
心理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有部分女性在事业成功方面有心理障碍，她们逃避成功、恐惧成功，她们担心伴随这种成功而来的是家庭的瓦解和社会的拒绝，担心自己越独立越成功就越会失去女性形象。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的戏剧性在于每个主体、自我（Ego）的基本抱负都同强制性处境相冲突，因为每个主体都认为自我（The Self）是主要者，而处境却让她成为次要者。”而事实上这种对成功女性的偏见的确存在，越是独立的高知女性，往往越是在婚姻生活中遭遇挫折。要消弭这种既有的性别差异和困境，女性应该摆脱镜像的束缚，恣意地按照自己的理念、方式和梦想去设计生活，建立更为健康、和谐的两性关系。
每个女性心中还暗合了一个无法实现的公主梦，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在考察非洲及美洲等地的原始人类的宗教、神话、传说、童话与梦并比较西方人与东方人的宗教、神话、传说、童话与梦之后，发现许多共同的原型而得到了“原型意象”的结论。荣格认为集体潜意识是人格中最深刻、最有力的部分，它是几千年来人类祖先经验的积累所形成的一种遗传倾向，这些遗传倾向被称为原型。各种原型在梦、幻觉、幻想、神经症中无意识地表现出来。数亿观众目睹了24岁的哈里王子与27岁的梅根大婚典礼的现场直播，这场婚礼满足了众多女性的幻想和期待，这是一场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贵族与草根奇特地交织在一起的多元化婚礼，这场婚礼也很人类学，美式的平民文化与英国的贵族文化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相互交织，哈里贵为王子克服了重重压力，娶了单亲、离异、大龄、有非洲裔血统的梅根，改变了王室历来看重传统贵族出身的偏见，使得灰姑娘的梦想终于成真，变成了王子的公主。也足见“后欧洲时代”英国王室的开明、包容和积极改变的姿态。同时梅根也活成了众多女性的楷模，自立、自强、自尊，敢于追寻自己所爱，克服重重障碍，拥抱那从未跨入的贵族生活，这需要勇气。每个女性都有一个梦想，梦想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可以骑着白马翩翩而来。打破偏见、克服歧视，人人生而平等拥有幸福的权利，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
在某种程度上，某一个真实的人、真实的历史事件，往往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女性的历史及其地位变化。无论是“爱江山更爱美人”事件中的辛普森夫人，还是特立独行的梅根王妃，虽然事件中的女性依然是依附了男性王权而受众人瞩目，但是众人也见证了王权开始接纳平民、少数族裔女性的事实。众人在见证英国王室的自我更新的决心和勇气时，也见证着女性在各行各业的崛起和辉煌，事实证明女性和男性可以互相成为彼此的情感共同体。
作为“觉醒”的自我
西蒙·波伏瓦的《第二性》、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自己的一间屋子》、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逐渐开始唤醒了女性意识，许多女性纷纷走出家庭，开始争取经济独立，积极获得话语权。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学者洛伊斯·麦克内发表了《福柯式身体及其对体验的排斥》，探讨了福柯强调历史、权力关系对于女性身体的影响，表达了女性主义者对福柯理论爱恨交织的心理。在新时代，女性开始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比如女性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和露丝·本尼迪克特，她们在学术理论建构上都独具一格，具有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深邃性。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母亲邓纳姆于1992年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她生前是一位在印尼等国从事经济人类学和农业发展应用研究的专家，她在十四年田野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博士论文《逆境求生：印尼的乡村工业》，后由杜克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当时她带着年幼的奥巴马在印尼做田野调查，奥巴马从小就耳濡目染地接受了母亲关于各少数族裔、文化平等的言传身教，她的理论影响力超越了学科边界。
以《纱遮的情感》一书成名的人类学者莱拉·阿布·鲁尕德在《书写女性世界》这部带有民族志色彩的实验性作品中，在女权主义思想的导引下，对当代人类学者如何在研究过程中以反对“文化”的方式来书写女性的世界，来体现和代表对于第三世界女性这一充满政治性的议题的关注，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考察建议。在书中，她推翻了父系制、一夫多妻制、父系表亲婚姻、荣誉和耻辱等概念。为了避免贝都因女性叙事被所谓的权威专家声音所湮没，作者在本书中故意不设结论，体现了一种开放性的书写，因为她期待读者能自己从中发现、体味和感悟——这些由当事人亲口诉说的故事本身所蕴涵的深刻意义和洞见。汉学家、人类学家卢蕙馨的《台湾农村妇女与家庭》一书使自己的声望超过前任丈夫斯坦福大学人类学资深教授Arthur Wolf，该书以女性的独特视角来看待充斥于女性私人空间的飞短流长和闲言碎语，这也是卢蕙馨了解台湾农村妇女日常家庭生活意义的文化记忆和密码，从中国农村普通家庭和婚姻实践所获得的洞见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起因于性别平等和男女交往自由，成为新女性主义运动的导火线。在这场运动当中，法国女性及世界女性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当新一波女性主义浪潮来临时，在自媒体上我们可以见到女性在网络世界里万花筒般的存在。无论是迎合还是反抗，她们都成为自媒体不可忽视的生力军，但同时这些“个体”依然是消费整体的一部分，依然要遵循社交媒体的规则和偏好，成为权力网络的共谋者，身体成为流行文化的载体和象征，似乎依然在男性主宰的话语消费世界里沦为商品，但当下的女性更在意自我的展示和灵魂作为主体性的呈现。
关于女性主义的探讨方兴未艾，法国当代女性主义领袖安托瓦内特·福克的著作《两性》于2019年3月8日在上海与读者见面。女性正在寻找改变自己生活的力量，并改变了历史的面貌，女性将以一种新的历史面貌在时光的浪潮中前行。新时代女性主义试图突破传统社会性别理论的话语权的束缚，开创更为多元的女性主义格局，分担创造人类未来事业的责任和激情。女性作为文化和精神而存在着独立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诗意政治的想象和建构，正是因为想象，才给予未来生活更多的可能性。她们蓄积力量摒弃了传统男权世界对女性的束缚和压抑，不再被束缚于婚姻、家族的狭小世界，她们开始把目光投向社会、世界，开始踏入精彩的社会舞台，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负，展示出自己无尽的魅力。在不同文化、社会秩序相互交织融合的过程里，作为独立的人性，反映了处于“他者”地位的人们的利益和期盼。“他者”的对抗，也会造成权力的消弭和翻转，她们的灵性、活泼与绚烂就似冰雪中的梅花，傲然怒放于枝头。在不断的积累、沉淀中，大浪淘沙才能格物致知，成为独立的“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