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实现的女性领导力

导 语

把当今社会中女性领导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和时间维度中审视，可以发现她们集体的共性及面貌。而“皮格马利翁效应”可以助推女性领导力的自我实现。

看到女性领导力这个话题，我猜想很多读者脑海里面一定会闪现出一堆亦真亦幻的“铁娘子”形象：从撒切尔夫人到安吉拉·默克尔，从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惠普前总裁卡莉·菲奥莉娜，甚至是埃及艳后和千古女帝武曌武则天，她们都展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非凡领导力。若将历史与现实对比来看，就会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成功女性的数量越来越多，媒体上也经常曝光诸如董明珠这样的“霸气女总裁”。

即便如此，我们必须要承认，在这个依旧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绝大多数女性属于默默无声的“小白兔”，也有一些女性虽则有一定职位，但本质上却充当了无关重要的花瓶，而真正能做到“霸气女总裁”级别的女性，至少截至现在还是凤毛麟角。对于许多胸怀大志，富有上进心的女性而言，这当然是难以接受的一种局面。既然女性在整个社会中占了半边天，她们为何不能同样在领导岗位上占据半边天呢？

很多人可能会将其归因于男女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认为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传统下，女性没有获得与男性相当的教育机会。这种解释貌似有理，但稍微想一下就会发现并不符合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男女入学教育的机会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即便还有“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也不会因此减少对女儿的教育投资。在女儿更加贴心的社会认知下，从养儿防老的角度看，向女儿投资的回报率或许还要超过儿子。实际上，如果是独生子女，父母压根儿就没有歧视女儿的选择。再重男轻女，自己的女儿也比别人的儿子更亲、更可靠。另一方面，现在不光是在中小学，即便是在大学里面，人们都可以发现，除了少数理工科专业之外，只要是稍微偏文的学科，女生的学业表现以及她们所获得的深造机会（比如读研）都普遍优于男生，以至于有些人发出了“男孩危机”的警世危言。但令人非常疑惑的是，一旦走出校门，真的到了劳动力市场上，很多“学霸”女生的表现就难如“她”意了，往往会完败于那些“学渣”男生之手。所以，我们观察到的女性领导力缺乏的现象，并非来自男女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何女生在教育表现上的显著优势，却没有或者难以顺势转化成她们在工作市场以及晋升机会上的优势。或者说，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女性才能够“反败为胜”，改变她们在职场竞争中的劣势，并获得充分的机会，展现自己的领导力才能。

对此，不少人认为，领导力意味着临危不惧的勇敢、杀伐决断的果毅、铁石心肠的威严、积极开拓的视野，而所有的这些都是男性的强项。相形之下，女性天性柔弱、多愁善感、感性大于理性，因而天生就不是做领导的料。至于那些“铁娘子”们，她们之所以叱咤风云，巾帼不让须眉，不是因为她们是“娘子”，而是因为她们很“铁”，即她们虽然身为“女娇娥”，但却阴差阳错，具有了“男儿郎”的气质和品性。

这种观点真的很难批驳，但不少案例却表明，事实也并非如此。

第一个例子是格力电器的董明珠。按照公开的信息，董明珠生于南京一个普通人家，毕业于安徽省芜湖干部教育学院统计学专业。1975年，董明珠在南京一家化工研究所做行政管理工作，相夫教子基本上是她对未来生活的基本定位，但儿子2岁，丈夫却不幸病逝；为了养家糊口，逼上梁山的董明珠只能“穷则思变”，于1990年南下珠海，加入了格力电器，从此走上了“霸气女总裁”的养成之路。但必须强调，董明珠除了霸气的一面，也有体贴细微的一面。为了解决员工面临的实际问题，她所主导的格力电器，不但给员工加工资，还给他们分房子。

第二个例子是国美集团的杜鹃。她1972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一开始是在中国银行任放款专员，因为工作关系与传奇人物黄光裕相识。1996年两人结婚，杜鹃也随之加入国美集团。很长一段时间，相夫教子的杜鹃基本上都隐在黄光裕的身后，鲜有人知。但后来黄光裕身陷囹圄，而国美的“陈黄大战”将她推上前台。面对复杂的局势，杜鹃应对自如，极有章法，展现出了极强的领导才能。以至于许多专业人士认为，她管理天份并不比黄光裕差，不但精通财务与资本运作，而且显得更加亲和力。2017年2月6日，福布斯中国发布“2017中国最杰出商界女性排行榜”，杜鹃上榜入选。

第三个值得细说的例子则是观音信仰在中国的传播。提到观世音菩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那个趺坐莲花、臂挎竹篮、手托杨柳净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妇人形象。但观音菩萨本来并非这个样子。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观音可是标准的男性形象。《法华经》有云：勇猛丈夫观自在。读过《心经》的人都知道，观自在就是观音菩萨。根据玄奘大师的记录，观世音乃是一个翻译错误；但因为后面所述的原因，即便如玄奘大师这样的绝对权威，也无法纠正无数中国信徒习以为常、并按中文意蕴而欣然接受的“观音”称谓。就佛教传播的方便而言，观音者，非观音，名观音而已。

如果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看作一个很大的事业，那么，观音信仰在其中起到了居功至伟的作用。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是一个供给与需求有效匹配的故事。许多人之所以信佛，并没有真正上升到追求自我解脱的涅槃境界，而只是希望与“超自然存在”之间达成一种供养与庇护的“隐含合约”；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信仰和供奉菩萨，就是要希望获得菩萨保佑，进而达成今生或者来世的各种愿望。

但是，要让这个供养与庇护合约得以有效实施，必须解决一些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潜在信徒千千万，而不同信徒因为身份地位以及所处环境的不同，他们最想实现的愿望也有所不同。所以，要满足这种千差万别的不同需求，菩萨不但要法力高超，有能力解决信徒的各种困难，而且还要耐心亲民，愿意充分了解每个信徒所遇到的困难。光有“金刚怒目”的威严，法力再高超，也会让俗众“敬而远之”；光有耐心和亲和力，那与邻家知心大姐没啥区别，虽然知心，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佛教系统有无数菩萨，但毫无疑问，观音信仰在中国是流传最广的；而在观音菩萨的无数化身像中，女性形象又是最家喻户晓的。观音菩萨的知名度之所以高于文殊、普贤、地藏王、大势至等大菩萨，除了“勇猛丈夫”的观音具有大菩萨果位，解决了法力高超的问题，或许更重要的一点是，慈眉善目、“寻声救苦”的“女性形象”很好地解决了耐心和亲和力的问题。

上面三个例子表明，女性要发掘和彰显自己的潜在领导才能，首先要有充分的自信，要抱定必然成功的信念。虽说董明珠和杜鹃最开始有迫不得已的成分，但她们对于事业成功的追求却是坚韧不拔的。至于观音，更是自不待言了。“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我若向饿鬼，饿鬼自饱满；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这是何等的发愿！

从心理学上看，自信和发愿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所谓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在很多情况下，你想成为什么人，你最终就会成为什么人，即愿望和结果是自我实现的。在此意义上，绝大多数女性之所以没有展现领导力，本质原因是她们本来就不相信自己具有领导才能。一旦将自己定义为柔弱的小白领，自然不可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女总裁。所以，对于广大女性而言，要展现女性领导力，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相信女性领导力。只有深信女性领导力的可能性，最终才能像董明珠和杜鹃那样，充分挖掘并实现自身潜在的领导力。

当然，光有坚定信念也是远远不足的。因为领导力有其自身的必然属性。不管男女，要做好领导，勇敢果毅的杀伐决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要展现领导力就必须变得和男性一样，在做事风格上追求完全的“男女平等”。实际上，前面的三个例子也充分表明，女性的形象，以及女性的品性，与领导力并非水火不容；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们还会因为贴心亲民而成为展现领导力的助力因素。

对此，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的解释是，现代经济越来越具有服务业的性质，而女性因为更加体察入微，就更有可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根据数据，马云所言非虚。目前阿里巴巴集团有40%的员工是女性，34%的高管是女性；而34位合伙人中，11位是女性，比例接近三分之一。所以，马云说：“没有她们（女性员工和女高管），阿里巴巴的业务和文化将是干巴巴的、不完整的”。

无独有偶，有一本畅销书，名字叫《工作最强是巾帼》(Why the Best Man for the Job is a Woman?)。作者本身是一位成功女性，她借助14名成功女性的案例，认为在新经济时代，女性元素越来越有可能助力成功。她所提供的原因是，在传统时代，“泰勒式管理”是企业成功的关键，但到了新经济时代，创新越来越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但要获得创新成功，不但要给外部提供机会，尤其是人们的个性化需求有敏感的察觉，也要对组织内部员工实施柔性的、更加富有人情味的管理，而所有的这些恰好都更加有利于女性发挥和展现自己的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