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发展新动力

导  语

一直走在改革开放发展前列的上海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也在不断寻找自身发展的新动力。在人才、投资、消费等六大领域，上海应该如何调整方向，不断开创发展的新航线？

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深化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近几年又开启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但现在的上海还没有彻底摆脱资源驱动、要素驱动、资本驱动的老路，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没有成长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当前，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原有支撑增长的优势因素持续弱化，新的经济形态、产业形态不断涌现，上海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新的变化，本文旨在对此进行探索。

上海崛起具备充分历史条件

第一，人才动力：就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人才加快集聚。上海市政府一直在不断推行新的人才政策以推进人口结构的深层优化，整体提高人员素质、留住人才，进一步开放、突破人才发展机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自2003年以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越来越低，从9.07%下降到3.09%。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不断提高，2003年，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为46.04%，而2017年上升到56.76%；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从51.93%上升到65.54%。在人口总量上升的同时，上海人口结构也在不断优化，适应着不断更新的社会经济状态。

第二，消费动力：消费市场对经济增长贡献显著。上海最终消费率多年来保持稳定增长，且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到2017年，上海总体消费规模实现了较快增长，最终消费支出总额由7172.67亿元上升至17550.97亿元，年均增速10.45%，高于GDP年均增速9.0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显著。上海最终消费率从2008年的51%持续上升到2017年的57.3%，也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同时，消费对经济、税收和就业贡献显著。2018年，上海市商贸业就业人数达到333万人，贡献了全市近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2018年全市商贸业增加值5002.95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5.3%。消费税作为政府财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到2017年年均增速14.26%，占全市税收比重长期保持在6%左右。

第三，土地要素动力：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推动城市建设。2003年到2017年，上海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901.24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3856.53亿元，涨幅高达327.91%，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上海政府不断针对当期发展现状制订高质量的用地制度，例如，在市场化阶段的21世纪初，利用一系列针对性措施，逐渐将重心转移到金融方面。土地出让制度从根本上刺激了上海金融的前期聚集，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打下良好基础。

第四，资本要素动力：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国际资本流入规模逐年攀升。2013年至今，上海主要通过自贸试验区推动服务业的深度开放，不断优化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结构。从图5可以看出，自2003年以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直线增加，到2017年已增长到625家，相当于2003年的11倍。从图6可看出，在我国2001年加入WTO后受到产业开放和市场开放红利的支撑，上海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不断增加。2003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上升，在2015年达到一个巅峰。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现象,并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而到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出现一个小幅度的回落，下降到185.14亿美元，降幅为0.24%，说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不确定因素较多，也对上海的外商投资造成了影响。这提醒了上海应当适时转变投资重点。

第五，产业发展动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新型工业体系已经建立。目前上海产业中，工业仍占较重要的地位。图7展示了2003年以来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和工业总资产贡献率的变化趋势。2003年到2007年，上海市工业劳动生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工业劳动生产率基本保持在10%以上，反映了第二产业对上海经济发展的贡献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围绕“建设世界级城市”这一战略,全市工业实施新一轮的布局调整,为了建设与世界级城市相匹配的新型工业体系,上海郊区工业一方面全面参与到全市支柱工业的发展中,以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自身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加大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力度,以技术改造和产业集聚实现产业升级。

第六，制度优化动力：改革释放制度新动力，营商制度环境不断优化。20世纪9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上海实现了两大跨越：浦东的开发开放和“四个中心”的建设；21世纪中国加入WTO，上海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为全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路径；2010年的世博会为上海注入了发展城市的新活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城市品牌营销、产业转型升级等个方面有了质变，率先开启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进程。

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上海设立自贸区，并建立了上海功能体系中的第五个中心——科创中心。全球科创中心的新定位，契合了城市发展的方向，有助于上海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融合建设，也赋予了上海更为长远和持续的动力。

上海发展动力出现新趋势和新挑战

第一，人才领域：人才管理机制不够灵活。近年来上海一系列的人口调控政策执行缺乏系统协同推进，容易“误伤”各类人才。对标全球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上海在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仍存在瓶颈。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制度门槛还是较高，顶尖人才引进不足，缺乏真正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师级人物和高层次创新团队。人才管理机制不够灵活、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率低等现象，都影响了人才的集聚。

第二，消费领域：消费升级与监管模式不匹配。目前，消费监管方式的改革还没有完全跟上消费模式升级的脚步。由于口岸贸易便利化不足，目前国外品牌新产品进入上海市场仍需较长周期，流程较多，通关成本较高。“保税展示”只展不销，报关操作流程复杂，影响全球巡展类产品进入上海市场。同时，由于面向新模式新业态的相关法律法规缺失，传统监管方式跟不上新业态的发展，一些行业管理部门对跨境电商、混业经营等新业态新模式管理问题瞻前顾后，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和开放政策制度欠缺，相应的体制机制还没有跟上消费升级的步伐。

第三，国际资本领域：国际直接投资增速下滑。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一直是国际资本流入的重点地区。但是在2016年以后，上海面临着国际直接投资增速的下滑，尤其是制造业国际直接投资自2008年以后不断的下滑，使得上海引用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力减少。而且，土地、劳动和生活成本的急剧上涨，也给上海引用国际直接投资带来难题。

第四，产业创新领域：原创研发动力不足。近年来，上海工业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从图7可以看出，工业总资产贡献率在2003年到2017年间比较稳定，基本集中在10%到14%之间，波动幅度不大，总体来看工业企业的获利能力比较强。但上海工业总资产贡献率自2010年来逐步趋于平缓，并开始呈下滑趋势。

第五，城乡统筹发展领域：郊区与市区发展不平衡。2013年后，但土地总量有限且土地增量减少，需控制土地开发强度，节约集约用地，科学划分功能区域。上海面临着如何盘活存量土地的问题，这就需要将土地统筹用于高质量产业项目，将资源由低效企业转向高效企业，优化完善城市布局和土地资源配置。同时，也要将城市建设重心转移，统筹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充分发挥重点地区在带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第六，营商环境领域：城市治理模型有待转型，营商环境还需改善。对标国际先进城市，如新加坡、奥克兰等，上海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仍然任重道远。未来一个时期，上海城市治理模式需要进一步转型。当前，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利益多元化与收入分配主体间的差距加大，基层治理模式有待优化。为此，要靠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来充分释放制度红利。

把握上海发展新航向

第一，发挥人才动力：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才结构。在人才数量增加的同时，也要注意质量的提升，并着重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要全面规划人才分布，不仅需要高学历人才，还需要服务专业人才；要完善人才引流制度，优化人才结构，让不同人才在总量中占合理的比例。还要为不同阶段调整出最适合的人口结构，建立柔性人口流动机制，实现城市与人口高度匹配。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建立战略性机制培育自己的核心人才，培养适合上海市经济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人才。

第二，发挥消费动力：把握消费升级方向，加强市场供给侧改革，培育消费新增长点。针对大量消费外流现象，应该进一步支持跨境电商、进口商品直销中心、市内和口岸免税退税店等的发展，积极优化国际中高端商品和服务品牌在国内的布局定价机制，降低中高端进口消费品价格，提升服务水平，逐步引导境外消费回流。同时，要结合全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内贸易流通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加快创新消费领域法规政策制度供给，积极接轨国际规则、国际惯例，引入国际通用的行业规范和管理标准。

第三，发挥金融资本动力：抓住资本市场开放机遇，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实现资本流入新跨越。上海市可以积极吸引全球知名资产管理机构和各类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鼓励和支持外资金融机构发展，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将区域性乃至全球性总部设在上海；还要发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出和辐射效应，利用主场优势，推动商品和服务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国际直接投资项目落地，并不断完善金融业开放和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

第四，发挥产业创新动力：加大对关键技术的研发支持力度，打造一批高端制造产业基地。针对当前制造业的问题，上海要根据当前制造业产业链的形态来布局各个环节的创新工作。吸引外资立项并实施一批关键领域的技术攻关项目，加快突破制造业发展的技术瓶颈，提高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利用率，使科技成果更快被运用到生产过程中，运用到关键技术的攻坚克难过程中，从而提升上海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

第五，发挥城乡一体化动力：加强财政支出全市统筹，提升基础设施费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了促进经济长久发展，上海市需要提高郊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医疗和基础教育等方面推动城区和郊区合理布局。同时，还要推动郊区城镇产业和各类园区创新升级，推进郊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全面创新，加强新城和镇域空间内的产城融合、加快淘汰郊区落后产能。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促进城乡形成职能一体化和空间一体化，令城乡之间互为资源、互相服务，达到使城乡两个异质系统在经济、文化、生态等要素上优化组合、交融协同、和谐发展的目的。

第六，发挥制度变革动力：向学习型、创新型和服务型政府转变。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上海市的政府管理体制提出了新要求,要建立优化包容性创新体制机制,从管制型政府向学习型、创新型和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与时俱进,注重研究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创新政府管理的重点和方式，通过机构合并、职能整合、信息共享、监管共认等方式,利用大数据、智能化技术等优化监管手段,实现政府管理扁平化，增加管理宽度，减少管理层次,形成多部门联动的常态化。未来，上海市应积极推行扁平化管理,优化人、财、物等各类资源要素的配置,提高决策效率和管理效能。

总之，上海在未来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将发生重大变化，由亚太地区有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成长为具有全球辐射力和影响力的综合性全球城市。与现有的全球城市相比，上海的崛起有历史规律性和必然性。但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崛起，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上海还需找准发展点，发挥人力、资本、创新、制度等要素的作用，不断释放新的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