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巨忠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经济学兼职教授、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高级经济顾问

人口与经济的双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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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亚洲人口变化的多样性意味着不同国家需要不同的对策,也为它们打开区域合作共赢共生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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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人口的变化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的规模,从而影响经济增长。除了劳动力作为一个基本生产要素以外,人口结构也影响经济发展。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超过非劳动年龄人口时,一个国家可以得益于人口红利。反之,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将给一个国家带来人口税负,对储蓄、投资和消费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制约经济增长。

亚洲[1]在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快速发展,1960~2018年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3.6% (如不包括日本,则为4.7%),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有利的人口及其结构的变化。但是,这一情形正在改变。一方面,由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部分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东亚,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另一方面,大多数中亚、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太平洋岛国,人口还相对年轻,还可以享受很多年的人口红利;另有部分国家人口还在快速增长。亚洲人口变化的多样性意味着不同国家需要不同的对策,也使它们能得益于区域合作。

亚洲人口:增长、结构和红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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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2018年期间,亚洲人口从16.2亿增加到了42.1亿,年平均增长1.7%。这主要是由于人口寿命的增加和比较高的生育率。太平洋岛国的人口年增长率最高,达到2.2%;南亚其次,达到2%;东南亚1.9%;中亚1.7%;东亚1.3%。东亚地区相对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1980~2016年期间的独生子女政策。全亚洲人口年增长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1.9%增加到了60年代的2.3%。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增长率也开始下降。最近10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9%。

伴随着亚洲人口快速增长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1960年亚洲38.8%的人口在14岁或以下;56.6%在15岁与64岁之间,即劳动年龄人口;只有3.6%的人口在65岁或以上,即老年人口。到了2018年,14岁或以下的人口下降至23.7%;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到了67.8%;老年人口增长到了8.5%。

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比总人口的增长要快,使得许多国家和地区能得益于人口红利。根据联合国人口处的一份研究报告[3],亚洲在1960~2018年期间由于人口红利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增加了0.3个百分点。人口红利的贡献在1980~1990年和2000~2010年期间为最大,分别达到0.6和0.5个百分点。

但是最近几年,由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亚洲人口红利对人均增长率的贡献也相应下降。在1960~2018年期间,亚洲的老年人口比例也增加了一倍多,对将来的经济发展构成挑战。

人口变化的原因:长寿、少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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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是人口寿命的增加。在1960~2018年期间,亚洲的平均预期寿命从46.4年增加到了72.2年,增幅达26年。东亚地区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得最多,从47.4年增加到了77.5年,增幅达30年;其中,中囯的预期寿命从43.7年增加到了76.7年,增幅达33年。在同一时期,中亚的平均预期寿命从58.7年增加到了71.8年;南亚从42.3年增加到了69.2年;东南亚从51.3年增加到了72.1年;太平洋岛国从42.5年增加到了65.9年。人口预期寿命增加是因为各年龄段死亡率的下降,特别是儿童和产妇死亡率的下降。2018年,亚洲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下降到了1960年的1/7,产妇死亡率下降到了1990年的1/3。

解释死亡率下降、预期寿命增加的因很多。首先是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家庭和个人能消费更多更好的食品,使用更安全的水源,有更好的住房和卫生条件,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

其次,各国政府出台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包括疫苗接种、学校供餐和专业分娩的推广,以及对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投资。

再次,国家对医疗体系的投资、医疗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以及各种新药的研发。如在2000~2016年期间,亚洲46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包括日本)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支出平均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增加到了2.5%——尽管这一水平同全球其他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除了预期寿命的增加以外,人口结构变化的另一个原因是生育率的下降。在1960年,亚洲的平均生育率为5.8——即每个妇女在生育年龄期间平均生育5.8个小孩;到2018年,平均生育率下降到了2.1——所谓的生育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即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以及她们的伴侣。在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生育率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如中国(1.7)、泰国(1.5)、日本(1.4)、新加坡(1.2)、韩国(1.1)。

导致亚洲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很多,包括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业化、城市化、妇女教育和就业状况的改善、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孩子教育成本的提高以及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传统观念的改变。一方面,这些因素使得妇女生育的机会成本增加,或者多生多育的价值下降,从而影响夫妻对生育孩子个数的选择,倾向于少生少育,特别是与从事传统农业劳动时相比。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也导致结婚和生育年龄的推迟。如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不到20岁,有些地方不到18岁。到2005年,这些国家的妇女平均结婚年龄增加了3~4年或者更多。晚婚导致晚育。如在韩国,妇女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龄从1993年的26.2岁增加到了2016年的32.4岁[4]

毫无疑问,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下降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1960年时生育率为6.2,到1965年増加至6.3。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晚育、减少生育。1980年,中国的生育率快速下降到了2.5。同年,作为临时措施,中国政府开始执行独生子女政策,要求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以减轻人口快速增长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压力,导致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直至2000年的1.6。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1.7左右,部分反映了独生子女政策执行上的相对宽容。到2016年,中国正式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代之以全面二孩政策。有研究表明[5],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1970年到2015年之间导致了中国少生5亿个婴儿。但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对生育率的影响可能更大,原因是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没有执行中国这样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它们的生育率也下降了很多。

亚洲人口变化呈现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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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特点是速度快。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过去50、60年内经历的人口结构变化在西欧国家花了200年才完成[6]。 一个重要因素是亚洲过去半个世纪里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比发达国家历史上要快得多。如上所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卫生条件、饮用水质量和营养的极大改善, 同时医疗科学的进步、传染病疫苗的广泛接种、新药的研发以及医疗服务的普及使许多疾病变得可以预防,许多过去的不治之症变得可以治疗,因而减少死亡率、延长平均寿命。

尽管亚洲的人口结构变化很快,国别差异也非常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已开始进入老龄化,而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还相对年轻。

一个国家的人口变化通常会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工业化社会,死亡率和生育率都很高。第二阶段是工业化开始,生育率仍然很高,但死亡率下降,导致人口增加。第三阶段是工业化继续,死亡率进一步下降,生育率也开始下降,人口开始进入老龄化。第四阶段是工业化完成,死亡率和生育率都显著下降,人口规模处于稳定;如果生育率下降到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则人口减少。亚洲开发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根据这一归类,把亚洲国家和地区大概分为四组[7]

第一组包括几个低收入和低、中等收入国家,如阿富汗、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塔吉克斯坦。这些国家目前处于人口变化的第二阶段。它们的生育率有所下降,但仍远远高于更替水平,人口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下。快速的人口增长将使幼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导致就业压力的增加。这些国家必须加强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以便从将来的人口红利中得益。

第二组包括几个低、中等收入和高、中等收入国家,如孟加拉国、格鲁吉亚、印度、印尼、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这些国家目前处于人口变化第三阶段的初期或者中期。它们的生育率在2~3之间、预期寿命在67~77岁之间。大多数经历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增长,还有很多年可以享受人口红利。在未来20、30年内,创造就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组包括几个高、中等收入国家,如中国、泰国、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和亚美尼亚。这些国家目前处于人口变化第三阶段的后期。它们目前的生育率在1.5~2.0之间,人口预期寿命在70~79岁之间。它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人口老龄化已经开始,并将在未来几年变得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将会变成人口税负。对这些国家而言,如何在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情况下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将是一个重大挑战。

第四组包括亚洲所有的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经历了人口变化的前三个阶段,现处于第四阶段。它们的生育率在1.1~1.4之间,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人口预期寿命在80岁以上。它们的人口老龄化早就开始,并将继续。大多数经历了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有几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也开始下降。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而言,如何应对老龄化、劳动力的减少和人口下降将是重大挑战。

应对人口变化:因地制宜和跨境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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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口变化多样性意味着不同国家和地区面临不同的挑战,需要釆取不同的对策。如前所述,东南亚、南亚和中亚许多国家以及大多数太平洋岛国的人口还相对年轻。它们的挑战是如何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以便充分实现人口红利。

对那些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人口红利将会或者已经转变成人口税负。它们的挑战是如何进一步提高生产率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建设价格亲民、能满足全社会需要和可持续的医疗系统、养老保险制度和老人护理体系。

亚洲的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应该鼓励妇女就业和老年人的再就业,以实现“性别红利”和“银发红利”,并利用新技术如机器人来补充下降的劳动年龄人口和辅助老年人护理,同时提高医疗系统和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对于那些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应该创造各种条件鼓励生育,如提供更多优质的产妇健康公共服务、儿童保育设施和育儿福利等。

亚洲人口变化的多样性也意味着人口相对年轻和老龄化严重的两类国家和地区可以鼓励人口的跨境流动。为了保证人口跨境流动能够互惠互利来源国必须促进海外汇款的有效利用和海外劳工的福利保障。目的地国应该建立一套良好的移民和海外劳工制度,并提供技术培训,保障海外劳工的基本权利。加强区域合作将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注释:

[1] 在本文,亚洲包括亚洲开发银行成员中的46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中中亚8个、东亚5个、南亚8个、东南亚10个、太平洋岛国15个)以及日本。

[2] 本文引用的有关人口数据均来自联合国人口处的人口统计数据库。

[3] Mason, A. et al. 2017. "Support Ratios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s: Estimates for the World." UN Population Division Technical Paper. No. 2017/1. NewYork: United Nations.

[4] OECD.OECD Family Database. 

[5] Goodkind, D. 2011. Child Underreporting, Fertility, and Sex Ratio Imbalance in China. Demography.48 (1). Pp.291-316. 

[6] Bourgeois-Pichat, J. 1981. Recent Demographic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 An Assessmen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7 (1). pp.19-42.

[7]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0. Asia's Journey to Prosperity: Policy, Markets and Technology over 50 Years. Manila. pp.21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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