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权衡多边主义与中美关系？

导语

中国自身的改革可以成为多边主义复兴的“前期投入”，帮助中国掌控局面，建立一个支持非歧视性开放的全球联盟。

当前，受疫情冲击、单边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世界经贸格局正加速演变。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危机，中美经贸关系未来仍然难以预料，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贸易在这次危机中变得更加区域化。中国采取基于多边主义的战略有利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但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那么，在多边关系和中美关系之间中国应该如何权衡？

东亚是一个依靠贸易发展的区域。在当下贸易局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东亚地区特别需要关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全球价值链的变化。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第三，在全球局势紧张、分化严重的情形下，各国如何应对这场危机，而中国能够并且应该做些什么。

企业回岸现象没有发生

首先，关于疫情带来的冲击，目前还很难展望到未来的情况，但我们可以回顾过去的经验。我和我的同事有一项研究是关于2011年“3·11”日本地震如何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因为日本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观察这一灾难是否导致了回岸现象、日本出口停滞，是否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进口分散、企业外迁等问题，得出的结果非常有意思：在巨大冲击之下，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回岸的迹象；全球化进程没有倒退；事实上灾后日本的出口额持续增长。

不过，其他国家选择进口地时远离日本的转变确实也出现了——不是发生在从日本进口量占比低的国家，而更多地发生在对日本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国家。所以这场危机似乎造成了一种对“依赖”的反感。如果一个国家过于依赖某种资源，就会想要摆脱这种依赖。正如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中，不论在公司还是国家政府决策层面，一些国家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脱离中国依赖的相似反应。

那么，2011年日本发生地震危机后离开日本的企业去了哪里？我们发现越南的市场份额出现惊人增长，而印度尼西亚的增长就要低得多。这两个国家最大的区别是越南的经济开放度、进出口便利度和经贸联系紧密度都很高，相比而言从印度尼西亚进口就非常艰难。如今，印度尼西亚正考虑实施一些重要的改革。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当年的日本地震的冲击有何不同？我认为主要的区别首先是中国的产能没有遭受破坏，其次是受到疫情冲击的并不只有中国。

出于疫情冲击的考量，海外企业在投资生产选址时，起初可能会选择离开中国。但中国相对较快的复苏已经证明，它是一个相对可靠的投资目的地。但就长期趋势来看，中国人力成本的上涨已经导致一些生产外流到越南等国家。

那么新冠肺炎疫情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与2011年日本地震比较来看可以发现，在电子产品、自动化组件、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模式。值得指出的是，当企业决定是否应该将生产迁移出一个国家时，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测算：开办一个新工厂要花多少钱？迁移工厂又能降低多少生产成本？是否值得转移生产取决于节省的生产成本与产量的乘积是否大于开办新厂的成本。

在产量很大的情况下，因为可以从成本节省中获益，企业更有可能迁移工厂。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削弱全球市场需求的情况下，由成本节省驱动的生产转移就不太可能。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是需求，并不像日本地震灾害冲击的是产能，生产迁移的积极性反而会降低。我想套用罗伯特·索罗斯对生产力和增长的表述，他说“我看到IT革命无处不在，除了在统计数据中”。我想说，除了在贸易统计数据中，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布局无处不在。没有迹象表明世界正在抛弃全球价值链。虽然随着实际用工成本的增长和机器人价格的下降，这场竞赛在继续，生产中心将逐渐远离中国，但从根本上说我们将看到全球价值链更深远的整合。

数字化服务贸易保持韧性

其次，服务业在大萧条之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韧性，直到最近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数字革命终于使各个领域有更多的服务贸易。这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之前就已如此，而现在的情况就更令人惊讶。在运输、旅游和其他产业收缩的情况下，电信、信息通信和其他相关业务却保持持续增长。并且我们看到这个趋势正在加速——一方面，由数字化交付的某些服务领域正在创造新的机会；另一方面，其他领域正在持续收缩，特别是菲律宾等国家的旅游业需要时间来复苏（见图1）。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数据都可以反映这一趋势。企业出于成本和计算机技术应用便捷性的考量，会持续采用数字化交付的形式，如此一来进行当面交易的理由就不存在了。

东亚从货物贸易和投资中获益良多，在服务业贸易方面仍然受到保护。在图2中，横轴是商品的关税，纵轴是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可以看到该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位于第二象限，也就是说它们在服务贸易受到保护的程度比商品贸易的要高。 

维护多边开放，对中国利害攸关

最后，一个有趣的观察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贸易在这次危机中变得更加区域化。虽然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在收缩，但对东盟五国的出口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却增加了。

这种区域化也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延续，不仅体现在货物方面，也体现在投资方面，甚至还体现在知识产权中。相比世界其他区域，东亚国家更依赖于区域内的国家。因为在这个阶段，东亚地区正在复苏和内部整合，正通过促进区域内各国之间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需求和供给冲击导致的东亚国家对外贸易收缩的影响。

但这确实也意味着，中美经贸协议中所承诺的目标不太可能实现，而这可能成为新一轮贸易摩擦的源头。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可以抓住机会扭转中美经贸协议，而不是试图就协议目标进行艰苦的重新谈判。简言之，中国应与美国一起将协议多边化，将基于特权提供给美国的自由化待遇扩大到世界其他国家；将该协议作为中国国内深化改革的基础，向所有国家开放市场。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它有可能将中国的GDP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也能为东亚地区的GDP增长率贡献0.5个百分点。这样也可以使中国掌控局面，并恢复与其利益攸关的多边开放。

中国采取基于多边主义的战略有利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但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可能会影响到对中美关系的维系。相比中国奉行的多边自由化，美国从中国市场的特权准入中获益更多，但我认为中国可以完全掌控局势。

中国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经过一系列重大的变革和开放，已经成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的国家。但中国也面临着一些问题：首先，在农业方面，金·安德森和比尔·马丁已经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正在重蹈工业国家的覆辙——从对农业征税转变为开始补贴农业，对农业部门的支持越来越大。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系统性扭曲。其次，在服务业方面，虽然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动作，但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无论在保险业还是银行业，外企在其中一些领域的市场份额仍然相对较小。在通信领域或者在基于互联网的服务领域，外企的市场份额仍然受到限制。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在整个服务领域，牌照都是核心。不仅在中国，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如此。虽然在货物贸易中基本上已经不需要许可证了，但如果想成立一家银行、电信公司或牙科诊所，还是需要牌照。所以我认为，中国许可证分配上的自由裁量仍然是一个问题。中国在多个领域对外资都有明确的限制。例如，在电信领域，中国仍然对外资所有权有控制。在法律服务和金融方面虽然有了进一步开放的举措，但还是有一系列的限制。不过，从中国与美国起草的协议还是可以看出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行动方向。

我对跨度两百年的贸易进行了长期观察。图３中的浅灰色线显示了英国所占的份额，黑色线显示了美国所占的份额，橙色线则代表了中国所占的份额。当我们回顾贸易体系演变的历史，会发现鸦片战争时期的阴霾掩盖了一些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英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要求中国开放港口时，并没有要求与中国进行排他性的贸易，而是要求中国向全世界开放。这是一段英国自信满满、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这是所谓的“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时代。英国宣称其实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不但自己开放，也会迫使其他国家开放，而不是寻求排他性的安排。这种对开放的多边主义的承诺在19世纪90年代受到欢迎，当时德国和美国开始迎头赶上。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英国议会关于英国的知识产权被盗取的叙述。在当时的宾夕法尼亚有一位名人斯莱特，他被英国人称为“叛徒斯莱特”（Slater the Traitor），却被安德鲁·杰克逊称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故事。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占全球贸易份额约为20%。当其份额在20世纪20年代末下降到10%以下时，英国第一次放弃了这种开放。那就是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s）出现的时候，它要求殖民地给予英国独家贸易权。这令我很惊讶，我本以为这会是整个殖民地时期的特征，但实际上却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英国的统治地位开始下降时，它才放弃了非歧视性原则。

无独有偶，这样的情况与美国惊人的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超过了20%。美国发起并负责创建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多边贸易体系，这就是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ciana）。这个体系的第一次动摇发生在日本威胁要迎头赶上时，当时日美就自愿出口限制进行了谈判。

这种让步发生在特朗普政府之前，是在奥巴马政府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种现代版的“帝国特惠制”，其目的是创造一种排他性的安排。而且我认为这恰好发生在西方鼓吹“中国威胁论”之时。因此，这是一种历史模式。我和鲍勃·斯蒂克揭示了这种霸权衰落的现象如何导致美国背叛自己多边贸易体系支柱的角色。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当前形势下的立场。我认为中国将逐渐占据更强的主导地位。与其他主导国家一样，维护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一直与中国休戚相关，着眼未来更是如此。事实上，这对美国也是如此，但它有时在政治上是短视的。这是中国更宏大的目标，中国仍然可以从可预测的、开放的政策中获益良多。中国自身的改革可以成为多边主义复兴的“前期投入”，随着其主导地位的提升，这将非常有利于中国。但中国这样做，美国会满意吗？也许不会。但这么做将帮助中国掌控局面，并建立一个支持非歧视性开放的全球联盟，也可能有助于中国抵制经济上低效的政策选择。 

*本文根据“复旦金融公开课”中魏尚进与阿迪特雅·马度的对话整理，仅代表对话者个人观点，听译：吴畏，编译：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