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2021,中国经济的远虑与近忧
导语
2021年是 “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将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作为核心战略,坚持高质量发展和深化供给侧改革,通过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发挥科技创新、提振内需、深化改革的作用,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2020年,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中国成为为数不多的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从困境中率先复苏的中国经济为全球产业链有序循环提供了重要支持。国内主要经济指标、总产出已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并进一步实现了创新能力提升、国际国内市场开拓、产业提质增效等目标,催生出更多新业态、新模式。
2021年,随着全球经济活动全面复苏,在经济高质量增长发展目标的引领下,中国宏观经济整体向好发展势不可挡,双循环发展主线将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然而,我国的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外部发展环境的多变性,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仍将面临诸多的挑战。
2020,大变局
2020年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承前启后的一年,在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之下,世界经济展格局开始重新定义和洗牌,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
首先是世界经贸格局大洗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扩张迎来转折,全球经济发展格局被重新定义,大国博弈、产业回流、贸易竞争等问题愈来愈突出;直到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低迷,各国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断链的困境,贸易与投资格局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全球市场发展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等因素引发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作为核心力量的中美两国在经贸发展上将持续保持博弈状态,尤其是拜登政府正式掌握国家权力后,为建立更加稳固和可信赖的国内产业链体系,美国计划通过组建新联盟的方式推动一体化发展,以对抗来自中国的“战略挑战”。
为推动经济一体化、共享开放发展的红利,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共同维护“后疫情时代”多边贸易体系稳定。这一自由贸易协定惠及了拥有22亿人口、市场占全球将近30%的地区,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统一市场。
其次是风险向金融机构聚集。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市场和经济发展(见图1),各国央行和财政部门长期“撒钱”,将金融市场推向了风口浪尖。金融市场的发展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干预下逐渐偏离了正常的航道,2020年的美股熔断、原油暴跌、瑞幸造假、蚂蚁上市暂停、信用债券爆雷等事件都反映出股权与债券市场的层层危机。从图1可以看出,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采取的财政政策力度是最小的,对经济的破坏程度也较低。
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我国激进的财政政策已经逐步回归常态,但金融机构防范在资产聚集过程中的金融风险是重中之重,若金融机构的风险不能得到良好的控制,最终相当部分的损失将由政府承担。2021年各国都将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对债务融资的需求,减少杠杆过快上升带来的金融风险,随着“宽货币”政策的逐步退出,银行在自身盈利不足的情况下将面临比2020年更大的困境,经济复苏或将面临持久战。2020年9月份央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为更好地规范金融秩序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最后是新冠疫情折射出的全球环境危机。气候变暖和人类的肆意扩张行为与新冠肺炎、埃博拉病毒等疾病的产生密切相关。人类无限制地蚕食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造成未知病毒在人畜之间传播;全球气候变暖造成两极冰川融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也不仅局限于海平面上升,冰川下休眠的细菌病毒一旦扩散开,人类将面临更多的突发性“疫情”。
2020年在世界各国疲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时,世界经济出现国民经济发展放缓或者倒退的情形。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却意外带来了环境因素的改善,根据全球碳预算项目的统计[1],今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减少24亿吨,碳排放总体下降了7%。但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全球碳排放量正逐渐恢复到疫情暴发之前,譬如我国今年碳排放量下降1.9%,而深陷疫情泥潭的国家碳排放量减少达10%以上,可以说真正促使全球碳排放减排的决定因素还没有出现,当生产与消费再次占领市场时,生态与发展之间的冲突将再次爆发。
为此,中国在签署《巴黎协定》五周年之际提出有效应对环境危机的举措,即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经济,持续回暖
安全稳定的投资环境与完整的产业供应体系将中国市场推向世界,我国成为世界投资贸易的安全岛,数字经济、产业电商、跨境物流和工业互联网平台等产业体系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能力,与稳步回升的服务业和消费市场一起,共同推动了国内经济局势向好发展。疫情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交流方式,信息充分流动,降低了交易成本。
第一,中国成为世界投资贸易的安全岛。2020年国际生产体系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而中国不仅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且一直致力于国际发展战略布局,内地市场环境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促使中国成为推动国际市场经济复苏的重要一环,中国经济的增长走在世界的前列。从利用外资上来看,虽然总体上外商投资较2019年有所减少,但2020年前10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6.4%且连续7个单月实现同比增长,中国成为全球跨国投资的“稳定器”和“避风港”。此外,在高新技术行业领域中,生物医药、半导体、新能源、新材料等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2020年1—10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7.8%,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同比增长82.1%[2]。可以说,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刺激外部资金流向国内市场,当前时期中国已经成为最大、最核心的投资目的地。从贸易进出口来看,外需市场的回暖与国内外贸政策的利好,民营企业抓住市场需求的机遇共同推动国内进出口市场的走高。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前11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9.04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其中,出口16.13万亿元,增长3.7%;进口12.91万亿元,下降0.5%;贸易顺差3.22万亿元,增加24.6%[3] 。
第二,服务业与消费市场稳步复苏。消费和服务业发展形势属于稳中有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见图2)。国家统计局统计结果显示,2020年11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0%,比10月份上升0.6个百分点。2020年1—11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0.7%,降幅比1—10月份收窄0.9个百分点[4]。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持的基础上,部分服务业服务效率明显提升,并未出现2008年服务业全面沦陷的情形。信息技术与服务业的融合,极大地丰富了服务的形式,互联网、金融、物流等服务领域不断涌现新的业态模式,结合新兴的智能技术,传统服务行业与新兴服务行业向专业化服务不断整合发展成为趋势。2020年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514亿元,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1—11月,全国网上零售额105,374亿元,同比增长11.5%[5] 。线上经济所蕴含的活力和韧性极大地带动消费行业的发展,以网络交易为杠杆,以直播、小视频等形式为场景,在《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的支撑下,撬动中国内需市场潜力的释放。在10月社零消费中,交通运输、住宿等线下接触性服务业还未到达同期增长情况,未来将成为消费增长的空间来源。
第三,加速构筑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在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下,我国将发展实体经济作为重要抓手,通过传统产业技术升级、高端制造业装备升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加快现代服务业触角的发展与延伸,在产业转型发展中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和深度融合,现代产业体系的高端化、链式化水平逐步提升。“十三五”期间,我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加快,培育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市场,建成超过70个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工业设备数量达到4000万套,工业APP超过35万个;[6]在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引领下,智能制造、智能运维、人机交互、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区块链、AR/VR、数字孪生等技术应用场景不断创新;通过长效的产业发展机制拉动服务业的稳步增长的态势,激发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架构的潜力,在全球布局数字化总集成总承包服务、研发设计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和服务型制造等重点发展产业方向,满足扩大内需的产业发展要求。
第四,优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在市场经济领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占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历程,总量思维让中国经济市场不断做大,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越来越突出,制约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国家更加重视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将经济发展的天平的“效率”一端向“公平”一端拨正。一方面,“十三五”期间我国通过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区划体制改革,破解全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优化配置各种资源,实现生产要素不同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环节,社会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因此,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推进二次分配公平和缩小贫富差距。
中国发展,难在何处?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未来我国面临的国际发展环境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国际市场的外部压力,外资准入、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等外循环受阻问题将对中国对外开放市场造成冲击;在区域经济差距拉大和“宽货币”政策紧缩的情况下,内循环经济需要进一步向需求侧改革推进。
第一,全球贸易复苏障碍。面对日益封闭的全球贸易体系和频出的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未来将面临跨境数据流动受限、知识产权保护壁垒和国有企业“走出去”困难等新问题。联合国贸发会议2020年6月发布的《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目前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政策环境正趋向于更多的干预主义、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以及从多边向区域和双边的转变[7]。各国恢复国内完整的产业链与供应链时,必将影响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完整性,本国跨国企业也将受到政策带来的生产布局的不确定性。此前,我国已经面临美国加征关税等多种不利的贸易政策。历史经验证明贸易壁垒的增加将会严重破坏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完整性,导致生产率和投资率下滑,疫情影响下的全球经济复苏将面临更多阻碍。
第二,区域经济差别拉大。随着2020年前三季度城市GDP出炉,中国南方与北方头部城市的比例被拉到9比1,且2012—2019年北方经济占全国比重从42.9%快速跌落至35.4%,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重心的整体南移。
改革开放之前,北方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强大的重工业制造业占据着我国经济的重心,遥遥领先南方市场。随后,南方依托便利的沿海外部环境和内部航运优势,一举实现经济的大变革、大繁荣。而此次经济重心南移中,同样作为沿海城市的天津掉出全国前十,这表明无论是人口增量、投资增量、科研院所、完备的第三产业发展体系建设,还是在国家经济历史性转折的重要进程中,北方城市都没有抓住发展的契机,转型的步伐过慢导致产业结构老化问题突出。
然而,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将严重影响我国内循环战略的发展,因此在全国经济均衡发展的大背景下,依靠北方完备的工业体系、输往全国的自然资源、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带动北方城市经济腾飞,不断缩短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实现资源的均等分配以减少区域经济差别拉大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三,金融政策红利收紧。2020年为应对疫情的临时性、阶段性金融举措已经逐渐退出市场,货币政策更倾向于“稳杠杆、直接融资、控风险”。随之而来的还有企业还本付息的压力,因此在社会资本减少的情况下实体经济的信用环境不容乐观。2021年金融市场需要完整的、尊重市场规律的金融改革方案以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从未来的货币政策方向看,控制信用投放、平滑杠杆率是大势所趋;同时,当前银行间流动性已经处于相对低位,如若持续收紧可能造成“政策悬崖”以及“快速去杠杆”,将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预计货币政策以及监管政策以平稳步伐推进,短期无需过度担忧收紧,中长期仍需边际宽松。
第四,科技核心竞争力待提升。“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5G与新基建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产业与科技的融合步伐加快,正在引发国际产业分工重大调整,重塑世界竞争格局、改变国家力量对比。以断供华为芯片为代表的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现象给我国核心科技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为摆脱科技壁垒的限制,切实提升创新策源能力,要在重大科技研究中探索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内在关系,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未来我国亟须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实现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全力攻破“卡脖子”技术,围绕核心技术研发自主产品、拓展新市场,从而掌握在国际发展中的自主权,以积极应对国际上日益严峻的外部发展冲击。
2021年,中国如何发展?
短期内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局面不会改变,宏观经济政策或将继续保持稳定,不会有重大变化。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需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抓住扩大内需的历史机遇,通过改革创新促进经济贸易便利化发展,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推动我国从旧的国际-国内循环模式转向新的国内-国际循环模式,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国际大循环为补充和支持,实现更深、更广、更高的对外开放,建设更为开放的经济新体制,共享全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红利。
打通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科技为核心全方位提升产业发展水平,通过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融合发展,以科学研究和原创思想为基点、以技术研发和技术应用研发为转介、以产业化和市场化生产应用为出口,引领市场新需求、利用科技创新缔造新动能,构建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
经贸协作:拓展多边合作机制。化解全球贸易体系日益封闭的风险,最重要的是发挥WTO协议的作用。经过20多年的发展,WTO规则已经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国际社会发展趋势。为防止WTO职能被削弱和边缘化的危机,中国要积极参与修订WTO规则,为世界合作伙伴创造新的贸易发展机遇。抓住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的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机遇,在推动RCEP落实的基础上,促进中欧BIT、中日韩FTA等区域经济谈判落地,以持续优化的国内营商环境,对接国际经济循环与区域经济。锻造国内大循环产业链的韧性,建立自主可控、持续互补的供应链体系,通过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以此反哺国际供应体系优化,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政策改革:财政政策保持稳定。随着中国经济受疫情的影响越来越弱,财政政策将向更加注重防范市场风险的方向转变,并逐步回归常态。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引导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有序恢复,同时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2021年财政政策重点通过结构性调控,以扩大内需为战略点,推动财政资金向新基建、新兴产业和民生等领域流入,该领域减税降费政策仍需继续保持。下一步要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根据宏观形势和市场需要,科学把握货币政策操作的力度、节奏和重点,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8]。探讨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式,不断完善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实现地方政府的权责匹配,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经济维稳:防范金融债务风险。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防范不良资产集中暴露、债务违约风险高发等金融问题出现。加快推进金融业供给侧改革,通过提高投融资的便利性,实现对实体经济、科创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可获得性,强化财政、金融、就业、产业政策协同配合,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融资成本;在国家金控新规的引领下,合理有序地实现金融机构监管,严格防止“影子银行”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使金融机构充分发挥服务市场经济主体的职能;不断提高资本市场的透明度,通过完善理财、信托、基金、保险等相关市场制度改革,实现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以 “科技+金融”为切入点改革投融资体系,为“双循环”创新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9],支持创新产业和产业链升级,满足市场的金融需求。
产业升级:核心技术品牌重塑。在高新技术领域实现新一轮的产业变革,以数字经济为契机,实现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通过科技核心技术的自主掌控,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强化“高端、数字、融合、集群、品牌”的产业发展方针,加强创新和产业协同发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锻长板、补短板能力,努力掌握产业链核心环节、高端环节的核心和关键技术,占据价值链高端地位。以科技创新引领重塑品牌,实现更加现代化、人格化的国产品牌再造,通过健全质量治理体系,实现品牌升级。通过产业上下游协作平台链接全国科技创新资源,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平衡。
民生工程:引导分配实现公平。新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不再单纯地只关注GDP增长速度,特别是在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后,随着“六稳”“六保”工作成效显现,社会公平和分配公平的落实都得以有序推进。在经济发展领域,要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尤其是加强政府对社会保障性资源的公平分配,例如,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相关政策措施落地,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注释:
[1] 《2020年全球碳预算》,《地球系统科学数据》(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2020.12.11.
[2] 《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在前往中国,包括美国投资者》,俄罗斯自由媒体网,2020.11.23.
[3]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4] [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6]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7] 全球贸易与投资复苏面临阻力,光明网,2020.06.30。https://m.sohu.com/a/404820610_162758?_trans_=010004_pcwzy。
[8] 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20.11.26.
[9] 鲁政委:稳中求变,支持“双循环”发展—2021年金融监管展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2020.12.16. 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01216/herald/bdc37825243ada1a2c0b4cfe300bd18c.html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编辑: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