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气候变化行动的“她力量”

导语

女性在对抗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并没有被充分接纳为决策者，在气候与可持续发展行动中的性别平等议题仍然任重而道远。

女性是气候恶化更大的受害者

气候变暖、生态恶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各类环境问题是全人类正在面对的严峻现实。然而，环境恶化对女性往往有更直接的影响。女性的健康和生计受到污染和有毒废弃物、大规模伐林、荒漠化、干旱和土壤及海岸和海洋资源耗损的威胁，妇女和女孩当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与环境有关的健康问题，甚至死亡。[1]

201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女性处于气候变化前线：性别危险与希望》，报告指出，气候变化给发展中国家女性的生计和健康构成了不成比例的威胁。事实上，女性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下面临着更严重的健康、保障与安全隐患。

气候变化导致的恶劣极端气候容易影响女性的健康。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中，包括非洲热带在内的一些地区的升温速度显著快于其他地区，而极端高温的时长增加会造成对弱势群体最危险的影响。联合国粮农业组织称非洲女性生产80%的粮食。研究显示，孕妇若长时间在室外高温下劳作，胎儿会出现诸如心率过高的不良反应，可能引发早产，这也意味着从事户外劳作的女性面临着更多健康风险。

气候问题带来的干旱和洪水会对女性的生活保障带来致命的冲击。据联合国统计，女性和儿童在自然灾害中的死亡率比男性高出14倍。这一方面源于本身体能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社会的规训导致她们缺乏进行自救活动的准备。

种种现象让我们无法忽视这一事实——女性的确更容易成为气候问题的受害者，气候危机对女性的生产与生活更容易带来致命的打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女性有充分的理由参与到气候变化行动中来。与其等待他人的拯救与怜悯，女性不如选择挺身而出对抗对她们影响最大的气候危机。

女性的环保行动更具独创性

女性的某些特质能够帮助她们更好地参与到推动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来。从性格上来说，女性往往情感细腻、富有同情心。出于对后代身心健康的关心，女性会更关注环境问题。挪威卑尔根大学副教授亚松森·克莱尔认为，女性面对风险往往会选择更谨慎的方式，因为她们更多地会考虑到孩子和家庭的未来。

女性在家庭和社区中经常扮演领导角色，而女性参与政治能够提升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反馈能力，增强民众与社区的联结，带来党派间和种族间的合作对话，促进社会更加和平、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外交、政策、能源等领域的变革者和推动者。

女性领导者代表的“她力量”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的贡献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60年代，女性已经开始通过文学、报告等方式唤醒社会的环保意识。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作家蕾切尔·卡逊发表著作《寂静的春天》，切中了人类命运存亡攸关的环境污染问题。而我们耳熟能详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则是在挪威女政治家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领导下，于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

蕾切尔·卡逊及其著作《寂静的春天》

国际社会也认识到女性在气候议题中的积极作用，并逐步将女性参与的权利纳入框架中。1992年著名的里约会议发布《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首次将妇女赋权明确写入国际文书。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行动纲领》，倡议各国在保护环境、管理资源的过程中解决两性不平等问题。此后的《生物多样性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大量国际法律文书和各种国际会议决议将女性参与环保行动的理念进行了更多推广，聚焦环境和女性的国际范式和规范逐步发展成形。200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议程中有效地增加了女性的参与，让更多女性的呼声被听到、被重视。

随着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与环保运动的普及化，女性的“她力量”渗透到行动中的方方面面，她们有能力为环保运动做出独创性的贡献，她们的参与权也越来越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与认可。“她力量”在岁月的沉淀打磨中愈发熠熠生辉。

政坛女性推行更严格的气候政策

随着性别平等意识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踏入政坛，成为各国政府中关键的决策者和主导者。而许多女性政治家在任期间对气候变化问题尤为关切，善用自己的力量推动气候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敦促各国在气候变化行动中有所作为。

女性政治家的身影也活跃在各国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有着“气候总理”美誉的默克尔。从1995年担任德国联邦环境部长起，气候环境议题伴随默克尔走过了25年。从1995年推动限制夏季废气排量规定的出台，到2007年敦促德国一揽子减排法案（包括提升可再生能源份额和对排放企业征收碳税）的通过，再到2019年成立由其直接领导的气候保护内阁委员会，保障2030年气候保护目标有效实现，“铁娘子”默克尔不仅有意识提升气候行动的话语权，更是在政策制定与落实的过程中力排众议，将气候问题拉到与经济发展同等的高度，以先锋和领袖的角色引领德国的气候保护行动。她代表着女性作为政府最高决策者在气候议题方面的卓著贡献。

其他政坛女性领导者还包括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自上任起她就积极倡导气候行动，致力于把“绿色”变为巴黎的最亮底色。她计划种植数千棵树打造微型城市森林，在屋顶上开辟花园，种植花草和蔬菜，致力于寻找气候问题的快速解决方案。智利环境部长卡罗莱纳·施密特将气候危机比喻为一个亟待求解的方程式，致力于私营企业的激励政策。她推动了智利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发展，在任期内打造了世界上排名第二的电动公交车队。

从大量来自各国样本的数据研究发现，女性议员能够推动各国采取更严格的气候变化政策，这也进一步导致碳排放的降低。这意味着政坛中的“她力量”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各国气候相关政策和举措，对国际社会的气候行动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国际组织作为气候变化行动中的重要一环，维系着各国在气候环境议题上的沟通与对话，负责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和公约的协商与谈判。在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议题的进程中，同样不乏“她力量”的出现。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

哥斯达黎加外交官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于2010年被任命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她自1995年起一直参与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谈判。她始终以乐观主义的态度敦促着有关气候行动的变革与行动，在2015年《气候协定》的谈判中做出了关键性贡献。联合国气候行动部门主要领导者林迪塔·查菲里·萨利胡积极动员关键行业参与者，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上达成共识，推动了2018年《时尚产业气候行动宪章》的诞生。她也强调，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确保促进两性平等的气候政策和行动，以及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性别均衡，这有助于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些女性领导者的出现，大力推动了国际组织气候议题的谈判与决策，弥合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隔阂，让全世界的目光更多地转向气候变化这一关系人类命运的议题。

业界女性不遗余力地践行责任

相较于政府，企业在气候变化行动中扮演着更加直接的角色。企业是碳排放的“主角”之一，它们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直接反映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而在业界，也有这样一股“她力量”正在影响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发展策略，推动着气候变化行动一步一履地落实。

摩根士丹利的首席营销官、首任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奥黛丽·崔曾说过：“对于公司及资本市场来说，努力承担起社会责任，一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更强且更长远的商业效益。” 此前在白宫和其他可持续发展非营利组织的经历让她意识到，私营企业可以成为推动积极变革的强大力量之一。因此，她致力于将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融入企业运营方式中。

苹果公司环境副总裁丽莎·杰克逊从小关注环境议题，在8岁时曾给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写信督促污染防治措施推进。自2013年起，她推动苹果公司使用可再生能源、可循环系统，减少了35%的碳足迹，预计在2030年实现100%的碳中和，引领这家科技巨头成为可持续发展事业的先锋力量。

古驰品牌母公司开云集团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兼国际机构事务主管玛丽·克莱尔·达维是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灵魂人物。她为开云集团设定了碳排放量化指标，开发了环境损益表（EP&L）来监控公司的碳足迹，并且每年出台《可持续发展报告》。她率领着开云集团为时尚行业的气候保护行动树立了标杆。

2019年，Gucci 推出了开源平台Gucci Digital EP＆L，希望让更多品牌可以利用EP&L 来量化他们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推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也有这样一群女性企业家为气候保护行动贡献出独特的解决方案。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于2011年获评“最佳低碳商业领袖”，她带领着格力从技术入手，研发了一系列绿色节能产品，仅2005—2009年所销售的空调累计实现节电量近25亿度，减少CO₂排放近250万吨。她曾说：“我们的生存、活着的价值已经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因为我们的存在能让世界改变。” 以绿色节能产品培育绿色消费观念，推动低碳经济，展现了格力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

而鄂尔多斯董事长王臻则致力于推动民族品牌的自我革新，使其转变为可持续时尚的领跑者。在王臻的倡导下，鄂尔多斯集团于2017年正式将“可持续”确立为集团发展战略，并制定了相应的行动计划，通过规范羊绒产业源头、打造绿色生产体系、应用绿色生产技术和引导终端消费观念。2020年鄂尔多斯荣获 “绿毯生态保护奖”，体现了其在草原生态保护及树立羊绒行业新标准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

这些女性企业家们引导企业积极承担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将可持续的理念融入企业的日常运作中，展现了不同凡响的“她力量”。同时，研究显示，女性在机构和公司更倾向于采纳有效的创新方案，加速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技术创新。女企业家们不仅仅拘泥于现有的行业规范，而是通过技术的革新、思想的解放、标准的确立给出适合的解决方案，在低碳事业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让更多女性环保倡议者发声

尽管在政界、业界的环保行动中不乏女性的身影，甚至女性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目前全世界女性对气候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参与度仍显著低于男性。以可再生能源行业为例，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报告，2013—2019年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女性从业者占比从20%上升到23%，但整体占比仍然不到四分之一，且工作类型集中在行政工作和非技术类工作。而作为气候变化权威机构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其主要作者中女性占比从1990年的不到5%上升到20%，部分女性仍表示在发声过程中遭遇障碍。更不用说在全世界的政府机构中，女性仅占内阁成员的8%。

这些事实向我们充分说明，女性在对抗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并没有被充分接纳为决策者，在气候与可持续发展行动中的性别平等议题仍然任重而道远。

有趣的是，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和新兴绿色产业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不同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思潮约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它为全球环保运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全球气候问题往往置于父权制度所统治的理性讨论下，缺乏具有女性特质的广泛关爱情感。实际上，这种关怀在政治意识和社会行动中的应用可能发挥巨大的潜能。而新兴绿色经济行业则能够为女性提供更多平台。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在实现全球温控目标所需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会导致减少约600万个传统行业岗位，但同时会创造约2 400万个绿色经济工作岗位。这些新兴产业可以为女性提供施展拳脚的工作机会，包括一些气候减缓和适应的政策和项目工作。

总体来看，以女性领导者为代表的“她力量”对于全世界对抗气候变化的斗争有着十分关键的意义。从气候变化对女性的影响以及女性在推动气候变化行动方面的贡献可以看出，保障女性在气候保护这一公众议题的参与是全世界应对气候挑战的关键环节之一。而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为了实现2030年的温控目标，人们更应该重视气候变化中的性别平等议题，制定性别友好的政策，推动性别包容的相关倡议。更重要的是，向女性开放更多的决策岗位，保障女性的发声空间，使“她力量”的独特光芒能够更多闪耀在气候保护行动的一线，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进程引入新的视角与积极的解决方案。

[1]《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行动纲要》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编辑：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