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蓄力“十四五”科技与产业创新
导语
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竞争与协同等因素都将成为长三角产业创新、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力量。
长三角地区作为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又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交汇点，在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持续发力，头部企业聚集为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研发投入为核心技术供能。产业创新发展已经成为长三角未来突破的重要方向。
长三角产业创新领跑全国
1.高水平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
2020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的GDP总量占全国总量的24.09%，上海经济总量仍居长三角城市群龙头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将长三角定位为我国科技与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显示了规划高瞻、行动有利、企业云集、创新能力强大的特点，在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科技产业创新重点领域持续发力。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的全国500强企业占比一直持续保持在25%以上，头部企业的聚集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同时研发资金的持续投入为进一步突破与掌控核心技术供能。
2.产业结构突出区域服务功能
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布局以提升区域创新服务体系为重点，致力于加强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服务机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区域产业合作逐步实现常态化态势，进一步向社会提供集成知识、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培育市场化的研发设计、科研条件、创业孵化、技术交易、知识产权、技术投融资、专业技术咨询等专业化服务机构与人才，不仅满足了自身推动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发展的需求，而且为全国经济发展、产业规划、创新体系建设、园区产业集群提供了创新发展的样板，带动了规模化、体系化的科技创新服务，实现了长三角的区域服务功能。
3.产业链整体竞争优势突出
长三角三省一市的产业链已经实现了纵向和横向提升，世界级的产业集群效益凸显。尤其是疫情暴发后，全球产业链秩序重构，微观企业生存和宏观产业体系恢复都离不开产业增长结构和基本态势的调整。释放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架构的潜力，建立安全可控和有利于整体发展的产业链“微笑曲线”，对于我国产业链的“强链、固链、补链”行动尤为重要。
近几年，长三角产业围绕着新基建产业建设方向，进行相关的产业化转移，在应用化、智能化、共享化的技术整合之下，呼应科技创新集聚区的成果产业化和产业链升级的需求，形成了一批有特色、有潜力、优化产业链配套的产业领域，推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电动汽车、大飞机、重型装备和海洋工程等产业集成创新生态链的大发展。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布局，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产业布局完整、转型快速的发展优势，提升了长三角在国内乃至国际竞争中的整体价值，为我国建设全球产业链和重构世界产业链分配发挥重要作用。
借力国家战略和科创优势
1.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机遇
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产业项目准入标准（试行）》等国家战略与产业政策的加持下，长三角地区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机遇，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增强全球高端要素资源配置能力，强化三省一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辐射的协同发展作用。这些政策为长三角地区重点领域的“点状突破”到“链式创新”提供了政策机遇，产业发展实现跨省市的一体化转型机遇，“交通强区”“补科创短板”和“新基建”等发展方向打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组合拳。
2.G60科创走廊创新联动机遇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3.0包括上海、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九个城市，联合沿线高校、科研机构和重点企业云集的优势，深入推进科技核心技术联合攻关，为长三角一体化产业集群集聚发展、科创要素自由流动、产城融合协同发展形成良好的氛围，开启了“多地布局、分工合作、功能化差异”的长三角跨区域地市级合作。数据显示，四年来作为G60科创走廊起点的松江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4%，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外贸进出口总额位居全市前列；R&D（研究与开发）投入强度从3.58%上升到4.66%；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三年翻一番，年均增长34%。秉承挖掘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优势和创新要素活力的实践，制度创新、产业和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先试走廊，为共同突破产业发展关键共性技术提供了发展的新路径。
3.产业创新的螺旋式发展机遇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产业螺旋式上升发展，尤其在产业协同与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较高的背景下，长三角地区要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产业螺旋式发展成为必然规律[1]。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大数据与5G通信、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带来了不确定的创新发展，企业在创新、探索中形成从未有过的实践，创新的边界、成果的展现、技术的应用无一不体现长三角产业创新螺旋式发展的内涵。当前，长三角地区在承接我国产业链转移的基础上基本已经维持了市场需求与产业供给之间的有效平衡，大循环与双循环发展格局也将继续为供需均衡提供发展的动力，成为长三角地区产业创新的重要推动力。
探路长三角产业创新趋势
1.肩负国际化使命
长三角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一直将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作为发展的重要方向，肩负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使命，产业国际化活跃增长极成为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驱动力。围绕“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内长三角各城市产业发展方向，搭建起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四市为核心联结点的产业创新合作网络，各城市集中有限精力打造本地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或产业集聚区，充分利用长三角城市群最佳的创新环境和创新服务，实现良性的技术溢出效应和高效的创新要素流动，通过引进和培育优质企业在一些行业领域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整体优势。受全球疫情的冲击，进出口停滞、订单取消、企业停产等经济停摆行为严重影响了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体系，但以长三角地区物流体系的复苏为起点，海外贸易的渐进性恢复成为推进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有力依托。
2.创新资源一体化布局
世界经济深度衰退，逆经济全球化潮流导致的技术封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等背景下，切实提升创新策源和自主研发能力已经成为整个社会迫在眉睫的任务，尤其是在我国产业链较为完备的长三角城市集群，打通上下游产业中创新生态循环是一体化建设的必修课。在产业创新转型过程中，长三角科技创新合作规模不断扩大，科技创新跨省（市）合作进入加速期，推动了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融合发展，形成了资源要素集聚、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产业平台运转等优势。长三角围绕优势产业链一体化布局创新链，以科学研究和原创思想为基点、以技术研发和技术应用研发为转介、以产业化和市场化生产应用为出口，构建一条全链条式创新——产业体系[2]，逐渐形成了科研要素聚集、人才多极化分布、科创基础协同发展的基本格局。
3.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持与“四个中心”建设的合力作用下，以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为重要表现形式的生产性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十四五”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迈向更高台阶的关键时期，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向结构调整要动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大措施。总集成总承包、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金融专业、专业维修、节能环保、检验检测、电子商务与信息化、专业中介、培训教育服务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十大重点发展领域取得重要的突破，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能级不断增强、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质效明显提升，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趋势显著增强。而上海作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起源地，其产业规模持续增大，服务能级不断增强；产业结构稳步升级，发展质效显著提升；空间布局协调发展，区域协同发展趋势不断凸显；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创新动力显著增强；开放型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国际竞争力更加突出。
4、超前布局跨领域协同创新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步入认识高度统一、加快推进的新阶段，各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明显成效，呈现出多领域、多主体、多层次深入推进的良好势头。据统计，2020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共计划实施一体化重大项目1390项，总投资达7.81万亿元。在新开工项目中，10亿元以上的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项目共253项,总投资9786亿元，占2.20万亿元总投资的44%，产业创新正爆发巨大潜力。长三角地区通过协同打造创新集中攻关大平台，强化区域创新合作与协同，形成共建共享的区域创新体系，突出竞争新优势。
深化产业创新的五大难点
难点一：产业创新机制有待提升
首先，政府产业政策扁平化，缺乏互联互通的产业政策支撑。政府各部门投入资金较为分散，未能发挥产业链集成创新促进作用。从目前现状来看，政府各部门对于企业研发创新方面的支持政策较为分散，不能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对产业链集成创新的集中支持作用，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共进的体制机制尚未发挥出应有的效益。虽然G60科创走廊带动了跨区域技术转移，但总体来看彼此间的协作互通性还有待提升，地区发展的合力仍不足以支撑长三角产业创新的整体需求。尤其是长三角各地在土地、税收、人才、创新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相似政策，导致产业政策扁平化，也使得重大的科技专项资金支持重复投入到各地的支柱产业之中，然而地区彼此之间产业政策却互不相通，需要形成统一的跨省级产业政策支撑。长三角地区在产业同构的困境下并未释放出差异化分工的优势，产业内分工并没有受到三省一市政府的重视，因而在细分领域的产业链一体化集聚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
其次，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模式尚未有效发挥作用。国有企业未能充分发挥研发投入主力军作用。由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考核评估体系的因素，国企、央企趋于回避研发投入失败方面的风险，在加大研发投入方面主观能动性不足，同时国企强大的资本能力在推进企业创新中并没有完全地释放出来。民营企业资本能力不足。由于科技研发需要大量持续投入，产生市场经济效益却时效较长，加之扶持中小企业创新的金融市场体系尚不完善，除了少数行业领先的民营企业，大量中小企业在巨额研发投入面前望而却步。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尚未凸显，外资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能够赋能本地企业模仿学习空间，形成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但目前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并不明显，缺乏内外交流的网络，以技术换技术的模式需要进一步扩张。
难点二：创新人才策源效应尚未形成
长三角地区拥有约占全国1/4的“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优秀的科教资源，开展建立了长三角人才驿站、人才绿卡和人才培训等试点合作项目，奠定了雄厚的产学研基础，资本、产业、科创的集聚带动人才的“虹吸效应”，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动能。但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体系并未形成，人才培养校企合作机制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产学研有效互动的机制还有待发掘。而过于注重引进国内外现成的顶尖人才，则导致三省一市现有科创人才潜力没有充分发掘，缺乏新一代领军型中青年科研人才。
难点三：创新成果转化机制运转不畅
科技创新投入的“新陈代谢率”较低，科技转移转化的全链条全环节需要系统提升。一是成果转移转化的第三方科技服务体系不成熟。相比纽约、硅谷等城市和地区，长三角地区专业的科技中介服务不够发达，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与国际标准和水平间存在差距，擅长市场化运作的机构数量少。二是专利成果的质量不足以支撑成果转移转化。近年来，长三角地区专利数量稳步增加，尤其是作为研发高地的上海，专利成果更是逐年上升，但是专利质量仍须提升，专利到企业产品之间的需求对接、转化渠道等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对于新兴领域的专利研究须进一步加强。
难点四：跨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足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是经济的竞争，经济的竞争就是公司之间的竞争，公司之间的竞争最核心的就是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3]。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更应该重视全球化的重要意义，世界贸易、投资、技术转让等经济行为60%都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足以衡量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里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目前长三角地区乃至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都比较缺乏，跨国公司应当是民营企业按照市场机制征战全球，而我国的世界500强企业多属于国有企业，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以支撑长三角的国际化进程。
在“一带一路”政策的支持下，作为经济开放腹地的长三角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支持企业“走出去”，将中国企业带向海外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和具备跨国公司雏形的国内企业通过并购、绿地投资、工程承包、品牌合作等多种模式在全球配置资源，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还完善了产业价值链，提升企业对产业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提高了企业在国际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但随着国际经贸摩擦加剧，这些企业也面临着海外经济风险，譬如：没有专业的第三方机构为企业锚定海外贸易的风险，政府外贸风险防控机制不够健全，海外经营的合规性受到更高的挑战等。
难点五：统计体系有待完善
在传统的经济统计体系中，企业的经济活动往往只记录本地区的营收情况，这与经济活动的发展轨迹是不相匹配的，不能够真实有效地反映出行业的增长模型。比如，研发和总部在上海的制造业其制造布局往往在长三角的其他城市，而在上海的经济测算中却将这部分收益排除在外，不能反映上海企业的真实经济情况。尤其是企业转型升级后，传统的统计体系很难综合地描绘出这样一种经济活动出现大规模空间转移的图景。而对于国际化、一体化趋势明显的长三角地区，现有的企业统计方法已经不能适应企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应该进一步完善企业的统计方法来适应企业在全域内的发展情况，建立起一个统计指标明确、层次齐全、覆盖完整的统计指标体系，并实现长三角地区的数据共享。
激发长三角产业创新活力
1、创新长三角产业投入体制机制
其一，整合政府创新投入，创造公平、公正和透明的产业政策环境和营商环境，建立长三角重大产业项目布局协调机制，统筹布局产业项目和产业转移园区。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破除对科研人员的束缚，加快完善科研项目管理评价、收益分配等制度，相关部门在管理上要开辟绿色通道。通过三省一市各自的优势构建产业耦合的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共创的现代产业集群。在产业布局上，鼓励各城市利用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联动发展，基于细分领域的差异化发展水平和产业布局协同发展，使之成为快速发展的动力机制。对于特别重大的项目，建议在每年召开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或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上讨论确定，避免各地无序和重复建设造成的巨大浪费。
其二，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资源分配格局。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平衡原创性的卡脖子科技,实现以技术克技术，是推进市场化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增强长三角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出台相应的政策保障制度，充分联接每一种企业的需求，才能激发整体的企业创新能力。建立科研的容错机制，解决国企“国有资产流失”的后顾之忧。此外，发挥长三角区域内国企的优势收购具有强大研发能力的孵化型创新企业，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推动区域金融的发展，发挥金融对发展实体经济的助推作用，保障民营企业的资金永续流动，同时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缓解长三角地区创新型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畅通外资企业的技术流动通道，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注入新的动力。在三资有效互动的基础上形成资本—产业—创新的良性循环，共同发挥企业在产业创新中的作用。
2、重视本地科创人才培养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快院所高校科研单位改革，大力建设新型研发机构，着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改革完善有效激励机制,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科技产出效率。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育机制，建立行政区与经开区、大学城的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充分利用经开区外资企业众多，大学城外籍留学生集聚、国际交流活动丰富的优势，引导其与长三角发展需求精准对接，推进产业国际化协作发展。科研院所与国外高校建立人才联合培养机制，让辖区内企业拥有再造血的功能，运用新思维，打通三省一市人才的供给模式，发挥头部企业人才培育的责任，为长三角输送高端科技人才。联动长三角，推动长三角人才流动速率，利用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机遇，打破人才藩篱，推动人才流动速度，利用长三角人才资源雄厚的特征增强企业创新活力。
3、推进独立的创新成果市场化转化
在现有创新成果转化平台的基础上，继续搭建多种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公共共享平台体系，如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平台、科技创新成果评价服务平台、科技创新成果信息服务平台等，汇集信息发布、信息咨询、成果展示、成果评价、成果交易，将分散的创新成果供给与需求，通过这些平台汇集起来进行信息共享，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实现快速有效的转化。需要指出的是，还要将这些平台划分为不同层次，进行分类建设，各有侧重点，有的侧重信息发布与咨询，有的侧重评价与交易，有的侧重推广与宣传。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成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金，扶持实力较弱企业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转移与转化，从而增强企业科技实力和竞争力。
4、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
第一，整合优势创新资源，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跨国发展。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发展目标，引导长三角地区的科技创新围绕5G通信、智能工厂、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和数字经济、新能源网联汽车、生命健康、智能装备、新材料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发展，制定符合长三角企业实际的跨国公司培育个性化方案和企业跨国经营指标体系，对符合三省一市优势的产业进行重点培育、引导和支持。依托上海研发高地优势和苏浙皖三地丰富的产业创新资源，鼓励本土化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走出去”，支持它们在海外设立研究院、研究中心。
第二，市级有关部门要探索成立本土跨国公司服务新机制，形成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和项目联合推进机制，建立完善企业跨国经营的信息化服务平台，对列入重点培育名单的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给予项目备案、外汇使用、人员进出等政策支持。以长三角对外合作平台为窗口，搭建国际交流的平台，加强与国际企业的沟通交往，提升和拓展国家级、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积极引导跨国投资海外并购。打造具有产业投资引导、境外项目信息发布、风险评估、投资环境预测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为本土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合作提供信息指引，力求实现产业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国内外共生式发展，不断提高企业境外投资合作可持续
展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5、完善统计引导政府行为
加强统计基础制度建设、构建科学合理的统计指标体系，对及时、准确、全面反映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可引导政府合理施策，促进相关部门、企业、行业协会之间的信息互通。一是在原有统计的基础上，紧跟时代的步伐，围绕长三角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树立长远的目标，适当增加统计指标，以全面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确保统计工作的全面性和及时性，充分发挥统计数据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中的作用。二是要构建一体化、整合式的大数据交换共享平台。三省一市的各类数据标准纷繁复杂，数字资源的难以整合处理更是带来数据质量风险的隐患，因此需要完善政务大数据共享的相应机制，确保长三角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三是从统计的角度引导政府树立服务意识，从源头抓好统计数据质量，以统计为切口实现三省一市的互联互通，为数据解读提供优质的基地，成为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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