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FT中文网财经版块主编,公众号“徐瑾经济人”主理人

极端情况之下,寻找经济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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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中国经济的韧性最终还是取决于国际形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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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不同经济体的脆弱。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反思,什么样的经济体,能拥有快速修复的能力?

英国央行经济学家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Davies)在《极端经济》一书中,就做了一个尝试——他选取了不同经济体,去研究不同极端情况下的经济,分别是难民营、监狱、灾害突发地、工业革命发源地、不平等地区、老龄化地区、科技前沿地区等9个极端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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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的旅程超过了10万英里,交谈的人数超过了500人。其中最有趣的案例,笔者认为来自一个灾后重建的故事。

500年一遇灾难之后的重建:亚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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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研究在极端灾难后存活的经济体,也许没有比一个叫亚齐的地方更合适。

2004年的印度洋发生地震引发海啸,造成14个国家的227 898人死亡。海啸的源头,就在距离亚齐西海岸约50千米处,震级为9.1级,据说释放的能量,足以维持全球80年的能源消耗,相当于5亿颗广岛原子弹爆炸时所释放出的能量。

这次地震因为能量强大,据说甚至改变了地球的形状,让地球更圆,科学家认为这是可能每隔500年才会发生的事情。

亚齐,因为靠近地震核心,受灾情况也最严重。在一些地区,超过90%的村民死于这次海啸,有的村庄人口数量从7500人下降到400人在亚齐首府班达亚齐的海角周围,总人口的55%失去了生命。据说,在当地的海岸线上,唯一幸存的建筑是清真寺,其他建筑都被摧毁了,什么都没了。

亚齐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亚齐特别行政区,面积近6万平方千米,人口有500多万人,其中98%信奉伊斯兰教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曾经很有名,具备经济战略意义和政治战略意义。亚齐英文是Aceh,当地有人就说,这个名字中的四个字ACEH分别代表Ambian(阿拉伯人)、Chinese(华人)、European(欧洲人)、Hindu(印度人)。

亚齐的地址很特别,在印尼的最西面,苏门答腊岛最北端,一直是通向马六甲海峡的门户。众所周知,马六甲海峡地位很重要,它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关键通道,可以说将东方与西方联系在一起,印度、中国、日本与欧洲,通过它而互相贸易。

你知道,胡椒、肉豆蔻、豆蔻、丁香、生姜和肉桂等经济作物,在历史上曾经贵过等重的黄金。因此历史上的亚齐具有特殊意义,不仅掌握重要的出口大权,而且这里还是通往圣地麦加的走廊,对于伊斯兰教流行的东南亚,这点意义很重要。

丰富的历史给予亚齐人特别的身份意识。有意思的是,从特别行政区这个称号,你就知道亚齐和印尼其他地方不一样,在历史、文化方面都相对独立。所以亚齐历史上曾长期存在分离主义运动或者有独立组织活动。在亚齐的历史上,亚齐曾经有个强大的王国,他们多次反抗荷兰等的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亚齐的命运随着大趋势被决定了,它与苏门答腊岛的其他地区捆绑在一起,被动成为新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一部分。对亚齐人而言,这个合并没有得到他们同意,因此印尼中央政府与亚齐独立组织自由亚齐运动一直存在各种武装冲突。

就是这样一个地区,可以想象政治环境多么复杂。当这样一个地区遭遇灾难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变化?

人们能否重建?理查德·戴维斯发现,在短短几个月内,亚齐人就开始重建生活,经济快速恢复,超越以往。你可能知道,灾后GDP一般会暂时性高一些,因为有很多重建项目。但是亚齐的特点就在于,即使时隔多年,国际援助机构都走了,经济还是维持不错的增长。

可以说,重建的亚齐类似发生一场革命,新类型的房屋、道路和桥梁出现,商店出售新品牌和新风格的商品,人们约会、游玩、交易和祈祷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自由亚齐运动与政府达成了和解,亚齐则被允许保持半自治地位。可以说,海啸之后,亚齐变得更现代,也更包容。

理查德·戴维斯想弄明白,人们面对如此毁灭性的冲击时,如何修复?

可以说,一个地区经济修复的表现,很大程度与经济的韧性有关。所谓韧性(toughness),也可以表示生存(survival )以及适应力(resilience)与灵活性(flexibility)。

其中,就有一些很有意义的细节,比如黄金的运用。在海啸发生后的几个月里,黄金发挥了作用,黄金交易商也最早开业,不少受灾严重的人,选择出售黄金和珠宝。黄金的优势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因为黄金是一个全球商品,尤其靠近亚齐的印度有很大黄金需求。当地人说,大家几乎每天都关注黄金价格,人们在这里更相信黄金。由于储蓄通常以金锭或贵重珠宝的形式持有,市场价格会告诉他们生意有多好,以及今天是节俭还是挥霍的一天” 。对于一般人来说,黄金不仅是饰品,更是财力的象征,戴上金手镯就好像手上有足够的现金,能够雇一个建筑工人工作一年

甚至可以说,黄金也可以作为一种婚姻的保险,当地男人要结婚的时候需要积攒一批黄金,这是给妻子的,甚至岳父也无权染指,所以这不是假装,这被叫作结婚的代价

经济学家看这一现象,就会看到更多含义,比如女人持有的黄金,不仅是个人财富,而且在家庭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又起到缓冲剂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教训?就是我们看起来传统的体系,往往具备韧性,在正常经济遭受损失时候,这些非正规的市场体系会最先恢复,无论是贸易、交易和保险体系还是金融体系,比如黄金交易,又如以物易物。过去,大家总是以现代眼光去审视,觉得这些很落后过时,事实上,现代银行系统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反馈未必比得上传统的系统。正如理查德·戴维斯的反思,因为银行自身杠杆效应会放大而不是平抑动荡。

那么,经济真正的韧性或者弹性在哪里?考察这些经济体之后,理查德·戴维斯想到了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1848年写的话:墙壁、桥梁和仓库这类有形资本,可能没有组成一个国家或社群的人的想法、技能和努力那么重要。

这意味着,只要有社群,即使战争或灾难摧毁了经济,社群还是会复苏。有韧性的社会,是由各个社群组成的,而各个社群由所有人组成。人力资源与人们的网络能否保存,其实在经济修复过程中,是比经济修复更重要的因素。

就这个意义而言,亚齐的伊斯兰教传统,其实也提供了组织资源。我们对宗教尤其伊斯兰教往往存在不少偏见,但是宗教本身也是社群主要支撑。在历史上,伊斯兰教曾经是亚齐人抵抗外来入侵者的信仰来源,可以说,这是亚齐版本的伊斯兰教法。在一场复杂的思想斗争中,这些关于争取自由的古老故事似乎与伊斯兰教义融合在一起。比起散沙社会,宗教提供的组织力,其实可以构成社会的有机凝结核。这是经济学家不愿意承认的地方,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国际社会如何看国家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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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韧性这个词在国外也引发很多讨论。

有一次,笔者见到经济学家何帆,聊到时代变化,他总结的关键词就是本地化的出现,意味着全球化暂时退潮,各国更为本地化。他的新书《变量3》更是系统论及这一观点。

其实本地化的涌现,在海外也有讨论,这也是全球化退潮的一个缩小的影子。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直是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自由竞争与全球化、放松管制的呼声高涨。如今,在疫情中,各国情况都不太好,难免陷入某种程度的抱团竞争,甚至宣传要对别国报以警惕和比较的心态。这不仅仅是人性,更是基于人的生物学,我们都希望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

所以,本地化观点在国外也很流行,经济民族主义者处处都有。按照FT的报道,有种声音很有市场:为了国家韧性,我们必须降低全球化程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声音,是因为大家觉得危险都是来自外国,而全球化导致了脆弱性,加大了疾病传播、经济互相依赖和全球医疗采购的交错程度和复杂程度。比如,国外不少人就认为,如果在医疗器材上要依靠别国,那么供应链断了怎么办,必须要自给自足。

这种观点符合直觉,因为好像大家跨国旅行、交易与交往越多,传播可能性越大,如果所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那么不是很好?

FT专栏作家马丁桑德布指出这种观点的不对:以更明智的方式利用全球化,而不是抛弃全球化,才能让这些国家提升自己的国家韧性。

为什么这样说?他在专栏中,进一步提出自己两大理由。首先,事实上,全球化也是一种网络,没有人可以真的独占一个网络节点。即使2011年日本大地震那样的事件发生后,全球供应链也只是暂时受影响。由此,更关键的是,这让很多制造商意识到,要实现全球采购,准备后备来源——也就是说,与其依靠单一国家,不如从多个国家的不同供应商采购部件、生产要素以及组件。

其次,即使决心要做到自给自足,不是所有经济体都可以,可能只有中国、美国这样的国家可以接近。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早期美国的飞机数量落后日本和德国,然而一旦开始战争,美国产能开始提升,飞机制造数量就远远超过对手。但是,正如笔者以后会说到,即使类似美国这样的大国,做到自给自足不是不可以,但是成本高。

综上所述,马丁桑德布总结,各国的最佳选项是与可信赖的伙伴国家结盟,以期所有成员国都能获取整个集团境内生产的所有最好产品。笔者想,这可能也是未来趋势。

从这个意义而言,本地化正在涌现,全球化却不会消退。长期来看,全球化会有分化,国家与经济体组成的网络会变得更不平整,会变为大小不同的网络,网络和网络之间的鸿沟会更明显。

中国经济的韧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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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回到中国,韧性如何体现?

在人人关心经济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始终是不容错过的年末大事,这不仅为来年经济定调,更是厘清政府政策思路的难得窗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既是官方权威,又属机密,大家都想从中一窥中国经济政策脉络。这基本是笔者每年的功课,笔者跟踪了十多年。过去经济会议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概念,其中也有韧性这个词。2014年中央经济会议,除了各类媒体同行总结的要点干货之外,官方通稿甚至强调要用好韧性,这在近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实属首现。

细究起来,这并不是官方第一次提出这一概念。2014年APEC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演讲时就强调“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这次演讲被认为首次系统阐释新常态,他从三方面定义了“新常态”:从速度而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结构而言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动力而言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对于这一概念,不少学者颇感兴趣。笔者曾经邀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撰文,他在FT中文网《中国经济的韧性》一文中,表示应把中国和东亚经济体视为有韧性的经济,韧性这一概念可帮助理解其多年发展的经验。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确有令人悲观的一面,但这一局面也往往会促使政策和体制做出适应性改变,实现创造性毁坏的新增长,“一个经济体要变得有韧性,需要政府和市场形成良性的互动

笔者曾经分析过,韧性往往体现于被动语态,与新常态政策取向存在一致性。换而言之,新常态的要义之一是告别高增长而非追求高增长,新常态政策的核心之一是适应而非刺激——所谓韧性,很多时候就是不要任性,即使有钱。

无论L型走势新常态还是韧性,都是对于过去GDP崇拜的扬弃,这也是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笔者曾经在“徐瑾经济人”多次说过,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三大支撑——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城镇化解放的人口红利,以及加入WTO带来的开放红利。

这三大红利如今有所褪色,但是中国经济韧性仍旧存在。一方面在于中国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即使增速下降,新增GDP也可以类似一个澳大利亚的体量。

学者施展曾经如此阐释中国的超大规模优势:中国是东亚轴心文明的载体,具有超大规模性。历史上形成中国这种庞大的大一统国家,原因在于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产生的农耕与游牧的对峙,两者的平衡是外部均衡,而中华帝国内部多元亚区域的整合是内部均衡,由于两种均衡关系的组织成本不一样,整个东亚体系会向内部均衡方向演化,产生并维持了超大规模性的中国。

确实,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可避免的比较对象,是美国。那么中国经济的真正韧性是什么?什么样的人能撑起来?不少学者寄希望于新一代。笔者倒是觉得,最终还是取决于国际形势变化。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编辑: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