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情况之下，寻找经济的韧性

导语

中国经济的韧性最终还是取决于国际形势变化。

走过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不同经济体的脆弱。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反思，什么样的经济体，能拥有快速修复的能力？

英国央行经济学家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Davies）在《极端经济》一书中，就做了一个尝试——他选取了不同经济体，去研究不同极端情况下的经济，分别是难民营、监狱、灾害突发地、工业革命发源地、不平等地区、老龄化地区、科技前沿地区等9个极端经济体。

戴维斯的旅程超过了10万英里，交谈的人数超过了500人。其中最有趣的案例，笔者认为来自一个灾后重建的故事。

500年一遇灾难之后的重建：亚齐的故事

如果想研究在极端灾难后存活的经济体，也许没有比一个叫亚齐的地方更合适。

2004年的印度洋发生地震引发海啸，造成14个国家的227 898人死亡。海啸的源头，就在距离亚齐西海岸约50千米处，震级为9.1级，据说释放的能量，足以维持全球80年的能源消耗，相当于5亿颗广岛原子弹爆炸时所释放出的能量。

这次地震因为能量强大，据说甚至改变了地球的形状，让地球更圆，科学家认为这是可能每隔500年才会发生的事情。

亚齐，因为靠近地震核心，受灾情况也最严重。在一些地区，超过90%的村民死于这次海啸，有的村庄人口数量从7500人下降到400人。在亚齐首府班达亚齐的海角周围，总人口的55%失去了生命。据说，在当地的海岸线上，唯一幸存的建筑是清真寺，其他建筑都被摧毁了，什么都没了。

亚齐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亚齐特别行政区，面积近6万平方千米，人口有500多万人，其中98%信奉伊斯兰教。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曾经很有名，具备经济战略意义和政治战略意义。亚齐英文是Aceh，当地有人就说，这个名字中的四个字ACEH分别代表Ambian（阿拉伯人）、Chinese（华人）、European（欧洲人）、Hindu（印度人）。

亚齐的地址很特别，在印尼的最西面，苏门答腊岛最北端，一直是通向马六甲海峡的门户。众所周知，马六甲海峡地位很重要，它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关键通道，可以说将东方与西方联系在一起，印度、中国、日本与欧洲，通过它而互相贸易。

你知道，胡椒、肉豆蔻、豆蔻、丁香、生姜和肉桂等经济作物，在历史上曾经贵过等重的黄金。因此历史上的亚齐具有特殊意义，不仅掌握重要的出口大权，而且这里还是通往圣地麦加的走廊，对于伊斯兰教流行的东南亚，这点意义很重要。

丰富的历史给予亚齐人特别的身份意识。有意思的是，从特别行政区这个称号，你就知道亚齐和印尼其他地方不一样，在历史、文化方面都相对独立。所以亚齐历史上曾长期存在分离主义运动或者有独立组织活动。在亚齐的历史上，亚齐曾经有个强大的王国，他们多次反抗荷兰等的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亚齐的命运随着大趋势被决定了，它与苏门答腊岛的其他地区捆绑在一起，被动成为新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一部分。对亚齐人而言，这个合并没有得到他们同意，因此印尼中央政府与亚齐独立组织“自由亚齐运动”一直存在各种武装冲突。

就是这样一个地区，可以想象政治环境多么复杂。当这样一个地区遭遇灾难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变化？

人们能否重建？理查德·戴维斯发现，在短短几个月内，亚齐人就开始重建生活，经济快速恢复，超越以往。你可能知道，灾后GDP一般会暂时性高一些，因为有很多重建项目。但是亚齐的特点就在于，即使时隔多年，国际援助机构都走了，经济还是维持不错的增长。

可以说，重建的亚齐类似发生一场革命，“新类型的房屋、道路和桥梁出现，商店出售新品牌和新风格的商品，人们约会、游玩、交易和祈祷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自由亚齐运动与政府达成了和解，亚齐则被允许保持半自治地位。可以说，海啸之后，亚齐变得更现代，也更包容。

理查德·戴维斯想弄明白，人们面对如此毁灭性的冲击时，如何修复？

可以说，一个地区经济修复的表现，很大程度与经济的韧性有关。所谓韧性（toughness），也可以表示生存（survival ）以及适应力（resilience）与灵活性（flexibility）。

其中，就有一些很有意义的细节，比如黄金的运用。在海啸发生后的几个月里，黄金发挥了作用，黄金交易商也最早开业，不少受灾严重的人，选择出售黄金和珠宝。黄金的优势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因为黄金是一个全球商品，尤其靠近亚齐的印度有很大黄金需求。当地人说，大家几乎每天都关注黄金价格，“人们在这里更相信黄金。由于储蓄通常以金锭或贵重珠宝的形式持有，市场价格会告诉他们生意有多好，以及今天是节俭还是挥霍的一天” 。对于一般人来说，黄金不仅是饰品，更是财力的象征，“戴上金手镯就好像手上有足够的现金，能够雇一个建筑工人工作一年”。

甚至可以说，黄金也可以作为一种婚姻的保险，当地男人要结婚的时候需要积攒一批黄金，这是给妻子的，甚至岳父也无权染指，所以这不是假装，这被叫作“结婚的代价”。

经济学家看这一现象，就会看到更多含义，比如女人持有的黄金，不仅是个人财富，而且在家庭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又起到缓冲剂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教训？就是我们看起来传统的体系，往往具备韧性，在正常经济遭受损失时候，这些非正规的市场体系会最先恢复，无论是贸易、交易和保险体系还是金融体系，比如黄金交易，又如以物易物。过去，大家总是以现代眼光去审视，觉得这些很落后过时，事实上，现代银行系统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反馈未必比得上传统的系统。正如理查德·戴维斯的反思，因为银行自身杠杆效应会放大而不是平抑动荡。

那么，经济真正的韧性或者弹性在哪里？考察这些经济体之后，理查德·戴维斯想到了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1848年写的话：“墙壁、桥梁和仓库这类有形资本，可能没有组成一个国家或社群的人的想法、技能和努力那么重要。”

这意味着，只要有社群，即使战争或灾难摧毁了经济，社群还是会复苏。有韧性的社会，是由各个社群组成的，而各个社群由所有人组成。人力资源与人们的网络能否保存，其实在经济修复过程中，是比经济修复更重要的因素。

就这个意义而言，亚齐的伊斯兰教传统，其实也提供了组织资源。我们对宗教尤其伊斯兰教往往存在不少偏见，但是宗教本身也是社群主要支撑。在历史上，伊斯兰教曾经是亚齐人抵抗外来入侵者的信仰来源，可以说，这是亚齐版本的伊斯兰教法。在一场复杂的思想斗争中，这些关于争取自由的古老故事似乎与伊斯兰教义融合在一起。比起散沙社会，宗教提供的组织力，其实可以构成社会的有机凝结核。这是经济学家不愿意承认的地方，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国际社会如何看国家韧性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韧性这个词在国外也引发很多讨论。

有一次，笔者见到经济学家何帆，聊到时代变化，他总结的关键词就是本地化的出现，意味着全球化暂时退潮，各国更为本地化。他的新书《变量3》更是系统论及这一观点。

其实本地化的涌现，在海外也有讨论，这也是全球化退潮的一个缩小的影子。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直是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自由竞争与全球化、放松管制的呼声高涨。如今，在疫情中，各国情况都不太好，难免陷入某种程度的抱团竞争，甚至宣传要对别国报以警惕和比较的心态。这不仅仅是人性，更是基于人的生物学，我们都希望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

所以，本地化观点在国外也很流行，经济民族主义者处处都有。按照FT的报道，有种声音很有市场：“为了国家韧性，我们必须降低全球化程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声音，是因为大家觉得危险都是来自外国，而全球化导致了脆弱性，加大了疾病传播、经济互相依赖和全球医疗采购的交错程度和复杂程度。比如，国外不少人就认为，如果在医疗器材上要依靠别国，那么供应链断了怎么办，必须要自给自足。

这种观点符合直觉，因为好像大家跨国旅行、交易与交往越多，传播可能性越大，如果所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那么不是很好？

FT专栏作家马丁•桑德布指出这种观点的不对：“以更明智的方式利用全球化，而不是抛弃全球化，才能让这些国家提升自己的国家韧性。”

为什么这样说？他在专栏中，进一步提出自己两大理由。首先，事实上，全球化也是一种网络，没有人可以真的独占一个网络节点。即使2011年日本大地震那样的事件发生后，全球供应链也只是暂时受影响。由此，更关键的是，这让很多制造商意识到，要实现全球采购，准备后备来源——也就是说，与其依靠单一国家，不如从多个国家的不同供应商采购部件、生产要素以及组件。

其次，即使决心要做到自给自足，不是所有经济体都可以，可能只有中国、美国这样的国家可以接近。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早期美国的飞机数量落后日本和德国，然而一旦开始战争，美国产能开始提升，飞机制造数量就远远超过对手。但是，正如笔者以后会说到，即使类似美国这样的大国，做到自给自足不是不可以，但是成本高。

综上所述，马丁•桑德布总结，各国的最佳选项是与可信赖的伙伴国家结盟，以期所有成员国都能获取整个集团境内生产的所有最好产品。笔者想，这可能也是未来趋势。

从这个意义而言，本地化正在涌现，全球化却不会消退。长期来看，全球化会有分化，国家与经济体组成的网络会变得更不平整，会变为大小不同的网络，网络和网络之间的鸿沟会更明显。

中国经济的韧性何在

那么回到中国，韧性如何体现？

在人人关心经济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始终是不容错过的年末大事，这不仅为来年经济定调，更是厘清政府政策思路的难得窗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既是官方权威，又属机密，大家都想从中一窥中国经济政策脉络。这基本是笔者每年的功课，笔者跟踪了十多年。过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概念，其中也有“韧性”这个词。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了各类媒体同行总结的要点干货之外，官方通稿甚至强调要用好“韧性”，这在近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实属首现。

细究起来，这并不是官方第一次提出这一概念。2014年APEC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演讲时就强调“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这次演讲被认为首次系统阐释新常态，他从三方面定义了“新常态”：从速度而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结构而言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动力而言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对于这一概念，不少学者颇感兴趣。笔者曾经邀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撰文，他在FT中文网《中国经济的韧性》一文中，表示应把中国和东亚经济体视为有“韧性”的经济，“韧性”这一概念可帮助理解其多年发展的经验。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确有令人悲观的一面，但这一局面也往往会促使政策和体制做出适应性改变，实现创造性毁坏的新增长，“一个经济体要变得有韧性，需要政府和市场形成良性的互动”。

笔者曾经分析过，韧性往往体现于被动语态，与新常态政策取向存在一致性。换而言之，新常态的要义之一是告别高增长而非追求高增长，新常态政策的核心之一是适应而非刺激——所谓韧性，很多时候就是不要任性，即使有钱。

无论L型走势新常态还是韧性，都是对于过去GDP崇拜的扬弃，这也是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笔者曾经在“徐瑾经济人”多次说过，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三大支撑——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城镇化解放的人口红利，以及加入WTO带来的开放红利。

这三大红利如今有所褪色，但是中国经济韧性仍旧存在。一方面在于中国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即使增速下降，新增GDP也可以类似一个澳大利亚的体量。

学者施展曾经如此阐释中国的超大规模优势：“中国是东亚轴心文明的载体，具有超大规模性。历史上形成中国这种庞大的大一统国家，原因在于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产生的农耕与游牧的对峙，两者的平衡是外部均衡，而中华帝国内部多元亚区域的整合是内部均衡，由于两种均衡关系的组织成本不一样，整个东亚体系会向内部均衡方向演化，产生并维持了超大规模性的中国。”

确实，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可避免的比较对象，是美国。那么中国经济的真正韧性是什么？什么样的人能撑起来？不少学者寄希望于新一代。笔者倒是觉得，最终还是取决于国际形势变化。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编辑：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