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金融学客座教授、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科技首席经济学家

电商平台抑制通胀的“亚马逊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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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电商平台可以让价格变得更加灵活,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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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全球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担忧持续上升。用来解释通货膨胀的传统理论,在危机之后渐渐难以解释当前全球通货膨胀表现出的新特征。伴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如何影响通货膨胀逐渐成为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新货币理论下的突围之路

当前,全球经济资产大膨胀,新货币理论已经悄然在实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各国采取的应对政策与2008年金融危机应对政策的最大不同在于货币宽松协同财政大幅扩张。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此次财政支出力度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各国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最初是危机应急手段,但后来在流动性陷阱下,已经完全成为降低财政融资成本的工具。如此大规模的货币财政协同,是发达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

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也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当时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但财政刺激规模占GDP比重仅为6%。然而,2020年美国财政刺激规模占GDP比重则高达25%,几乎相当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5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刺激计划旗鼓相当。这可以说已经是非常极端的宽松政策。

另外,在海外各国央行成为本国国债的重要持有者,也有人说这是变相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美国、日本以及欧元区央行持有国债占比大幅上升,且趋势愈发明显。2020年,美国央行持有国债占比达25%,2012年时这一数据仅为8%。日本的情况更极端,2013年日本央行持有国债占其所有国债的比重只有12%,2020年占比则高达45%。

随着各国平衡预算理念被打破,债务利息负担可持续成为更加重要的指标。2007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债务率不断上升。在美国,拜登的新政策无论最终以何种方式落地,支出与增税的缺口都需要赤字和发债来填补。欧盟的8000亿欧元复苏基金(NGEU)也需要将偿债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目前随着利率下行,不少国家甚至实行零利率,虽然债务率不断上升,但是利息支出比重反而下降,因此财务可持续性其实是增加了。

在大规模刺激之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进程非常迅猛。财政刺激规模越大越直达居民,经济恢复速度越显著。需求侧改善速度尤为明显,且与刺激力度呈正相关。其中,美联储预计2021年美国GDP增长7%,总量将超过疫情前的趋势水平。

 

全球通货膨胀预期渐起

新货币理论建立在没有通货膨胀的背景下。目前,通胀压力已经开始在各国显现。从发达经济体到新兴经济体CPI都在上行,只有日本例外,但其主要大宗商品较疫情前也大幅涨价。

作为本轮财政货币政策扩张最为激进的国家,美国的通胀压力尤其明显。相关数据显示,美国2021年8月CPI同比涨幅高达5.3%,为2008年8月以来最高,并且已经连续4个月都在5%以上。尽管美联储一直强调通胀是暂时的,但是目前这一论调不一定站得住脚。通胀压力上行就意味着央行要加息,美国接下来的刺激计划可能会受到很大制约。输入通胀亦有压力,美国进口价格指数持续上扬。其中,美国自华进口价格虽有所抬头,但幅度不及欧盟、拉美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但截至目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价格仅涨3%,可以说中国对美国抑制通胀有很大贡献。

与此同时,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也加重通胀压力。新货币理论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全面推高股、债、商品等各类金融资产价格。虽然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但是10年期美债收益率反而在低位徘徊,凸显流动性泛滥。同时,超低利率和低居民杠杆促使多国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升”,美国成屋库存月数降至1个月左右,几乎“无房可卖”。

历史上,类似政策曾多次引发持续通胀。智利、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都曾进行类似新货币政策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但在经济取得一到两年的增长后,政策的副作用开始显现,主要表现为恶性通胀、经济衰退和货币危机。然而日本例外,安倍经济学的货币财政政策没有引发日本通胀持续上行,原因是日本政府过于关注财政平衡问题,没有实施明显的财政扩张,相反还两次上调消费税。目前来看,发达国家特别是储备货币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风险尚且可控。接下来美国作为这场重大“实验”的代表能不能控制通胀,仍有待观察。

另外,中国也面临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8月份,全国PPI同比上涨9.5%,这主要是由于原材料价格上行压力向下传导不畅,成本上涨对中下游企业利润造成挤压。2021年1~5月制造业上游行业营收利润率明显上升,而中下游行业多数出现下滑,且营业成本率普遍上升。民营中小企业受成本上升的冲击更为明显。2021年1~5月国有控股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相比2020年明显下降2.05元,而私营企业则增加0.26元。

全面降准有助于通过金融机构增加实体经济资金来源,加大对中下游小微企业的支持。目前,中国央行已经开启了全面降准的动作,一方面是预先防范“全球大放水”之后可能引发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国利率支出占比较高,财政还本付息压力较大,因此要降低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利率负担。

 

电商平台何以平抑通货膨胀?

数字经济时代,电商平台迎来了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消费者消费习惯和消费市场供需特征的变化,由此对物价产生影响。

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十亿价格项目(Billion Price Project,BPP),通过搜集互联网上的商品价格信息,不仅计算出20多个国家的每日网上价格指数,而且认为电商平台的发展能够起到降低通货膨胀的作用。

借助于十亿价格项目,电商平台平抑通货膨胀的“亚马逊效应”发现:商品线上和线下的价格出现较大程度的趋同,同时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可以享受相同的价格,称为“统一定价”,其中亚马逊线上商品在不同地区进行统一定价的比例高达91%,而线下零售商则为78%。

美国、日本、韩国等央行都认为“亚马逊效应”在抑制通胀方面发挥了作用。比如2018年3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曾表示亚马逊是美国过去十年时间里通货膨胀下降的原因之一。日本央行也曾在其央行官方文件中提及“亚马逊效应”在日本通胀中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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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相关理论和实践,我们总结了电商平台稳定物价的四条渠道:

一是拓宽市场边界,降低信息不对称。也就是消费者不仅能够跨地区买到商品,而且不会因为地区原因受到“价格歧视”。对于消费者而言,电商平台打破了传统线下零售的地域分割,支持消费者在更广泛的区域内购买商品。对于商户而言,电商平台也能通过打破市场分割,改变厂商的定价模式,促进统一定价。这对促进通胀下行是非常有利的。

二是促进市场竞争,降低商品价格上涨的刚性特征。从零售商方面来看,电商平台通过提供各种商品的实时价格和优惠信息,提升零售供应商之间的竞争程度,降低商品定价的溢价水平。从消费者方面来看,电商平台让商品之间可替代性增强,降低了消费者对单一商品的价格黏性。比如,线上猪肉商品价格的环比变化更加频繁、降价次数更多,显示出较小的价格黏性。

三是随着线上消费占比逐渐增加,消费品生产企业以及零售商多渠道、多元化的销售策略,线上商品和线下商品重合程度不断上升,线上商品的价格变动会传导到线下商品价格,使得两者之间的联动性增强。

四是促进形成理性预期,降低突发事件下供需缺口对价格带来的巨大波动。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通常在疫情等重大冲击下,消费者易产生“过度恐慌”心态,进而被诱发囤积商品行为,从而加剧价格上涨预期。得益于电商平台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市场供需匹配,同时将需求信息向供应商生产传递,及时补充急缺用品生产,进而有效降低了供需缺口对价格的冲击。2020年年初防疫物资需求旺盛,2月25日的口罩需求相较于2月23日增加了近4倍,但同期口罩的价格却依然保持相对平稳的走势,并未出现大的波动。

另外,电商可以非常精准地预测需求,大幅降低库存,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结合以上四点可以看到,电商平台可以让价格变得更加灵活,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巨大影响。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与所在机构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不构成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等领域提供建议。编辑: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