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级中学看精英教育回报

导语

精英教育有着相当大的工资溢价，但是这种名校毕业生的身份并不一定保证一个人进入到按职业、行业和其他非工资福利来划分的精英阶层。

我国是一个考试大国。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我国2021年硕士招生105.07万，同时，按照近4年平均招生增长9.4%的速度，2022年招生人数预计可达115万左右。而2022年考研大军的人数则高达457万，这也就意味着至少要有300多万人要倒在这场考试之下。参加研究生考试的，还只是通过高考升入大学中的一部分学生而已。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2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空前的909万人，同比增加35万人。此外，还有80万海外留学归来的大学毕业生加入求职大军。面对疫情之下严峻复杂的就业形势，教育部以及相关部委，在千方百计拓展市场性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在全力开发落实政策性就业岗位，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大局。

在我国，人们用“内卷”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竞争无比激烈的现象，其中反映在高考上的“内卷”，就是在各省市“超级中学”的异军突起，与之相伴的，则是县域高中的普遍衰落。我国2020 年全国普通高中在校生2485.92万人，县镇高中在校生1168.32万人，农村高中在校生90.24万人，县域高中（简称“县中”）在校生占全国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50.63%。县中曾经在中国教育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如今这种“县中模式”却走向了衰败。在今天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时代，个别县域甚至仍然出现了上“一本”的人数保持在个位数的极低升学率。与县中的没落相对的，则是省市重点中学和部分“超级中学”的大发展。全国知名的超级高中，几乎每个省都有那么一两所，近些年来引人关注的就有成都七中、陕西西工大附中、安徽毛坦厂中学以及最具争议的河北衡水中学。衡水中学2019年一年考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人数，就接近300人。这些超级中学，往往教育经费充足，可以面向全省招生，几乎垄断了一省的尖子学生，同时再配以全省最优秀的教师，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高考神话。

超级中学的出现，是我国教育领域重点学校制度的延续和放大。这一制度可以确保省内重点高中获得优先发展权，从而拥有比本省其他高中更优越的师资、生源和更充裕的经费投入。但是，重点高中毕竟有限，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仍然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鼓励名校与民校联合办学，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进一步加剧了少部分优质高中的垄断。由于这些超级中学往往拥有更多、更大、更为宽松自主的经费使用权，一方面利用这种充裕的教育经费和灵活的经济手段，从其他公立高中高薪挖走优秀教师，充分调动本校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造成优秀师资的领先优势不断扩大，形成了正反馈效应。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些学校规模越来越大，生源越来越好，师资也越来越强，国内一流高校的录取率也越来越高，最终发展成了现在这样的超级中学。

虽然这些超级中学在形成之初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底层子女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机会，但随着竞争的加剧，这种垄断了一个城市甚至一个省份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以追求升学率为直接目标的重点中学和超级中学体制，很显然会加剧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严重失衡现象，也在事实上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导致了一流大学的生源被这些重点中学和超级中学所垄断，一流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不断下降，从而严重破坏了区域内的高中教育生态，在高中阶段进一步强化了应试教育现象。一项发表在《教育研究》上的文章通过对我国各个省份的高中教育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近年来我国超级中学造成的教育垄断现象比较严重，“内地有26个省份都属于中度垄断型及以上，其中在西部省份长期为一所高中单头垄断，在大部分中部和东部省份则为两所超级中学瓜分，超过三所超级中学的主要是教育与经济较发达或人口众多的省份；各省教育垄断指数名次与理科一本线名次大体上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随着超级中学教育垄断程度的提高，本省高中教育质量将会显著下降，且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对北大和中科大等精英大学理科录取分数线的负面影响要明显大于对各省理科一本线的影响”。[1]

超级中学形成的耀眼光环背后，是以牺牲本省县中的发展空间、教育质量，拉低全省总体教育质量为代价的。而且，高考是一个零和博弈，也就是说，由于一流高校的招生名额是固定的，所以这一批人考入名校，就意味着另外一批人失去了进入一流高校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如果高考作为人才选拔机制，把最聪明最有潜质的学生选拔出来，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那么超级中学所带来的这种破坏高中教育生态的恶性竞争，无非是令这些最聪明最有潜质的学生在高中这个阶段把精力和时间全部投入到应试的训练之中，这对于人才的培养也是不利的。

那么，这种垄断了更多优秀师生资源的“超级中学”，在实现考生考入国内一流高校的机会方面，是不是真正起到作用了呢？虽然重点中学或超级中学的毕业生中升入一流高校的学生比例很高，但这并不一定就是这些重点中学或超级中学所造成的结果，这种教育模式本身未必就有它们所宣传的那样的教学效果。

经过残酷的选拔才进入重点中学和超级中学的学生，在高考成绩方面表现向来不俗，远远高于普通的县中，这种结果自然也是各个超级中学拿出来自我吹嘘的资本。家长们对这些超级中学趋之若鹜，也很可以理解。无论是哪一项指标，这些超级中学都能甩普通的县中好几条街去。超级中学在教育上看起来似乎可能具有某些优势。

首先，超级中学的学生都很优秀，聚集了一批尖子生，这可能会带来所谓的“同群效应（peer effects）”。所谓同群效应，其实就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年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儿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三次搬家，留下了“孟母三迁”的故事，也是因为孟母相信同群效应。同是超级中学的学生，大家比着学习，很可能会共同提高成绩。其次，这些超级中学往往会开设更具有深度的课程，它们往往会超越高考的范围去讲授知识。第三，但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些重点中学或超级中学往往经费充足，资金雄厚。这些资源可以用于对学生的奖励，以及招聘更具有经验的教师，同时，在图书馆、实验室以及运动器材和场馆等方面，也会更具有优势。

但是，超级中学的学生现在在高考考试成绩上的优异表现，是不是可以都归为这些学校与众不同的教育方式呢？恐怕不能。这里存在着现代计量经济学中常见的所谓“选择性偏误”。什么是选择性偏误呢？那就是这些能够进入超级中学学习的孩子们，本来就天资聪颖，如果把他们放在普通的县中，在教育资源相对均衡的情况下，他们未必就比现在的表现来得差。这个学生自身的能力，是导致出现选择性偏误的遗漏变量。

排除掉这类选择性偏误，是现代计量经济学中因果推断的核心主题。我们要想知道，超级中学对于高考考试成绩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效应，就需要保持考生所有其他的条件都不变，然后才能观察到超级中学教育模式所带给他们的实际影响。但是，且不说有些数据我们无法轻易得到，甚至有些像个人能力这样的指标也很难切实地予以测量。这个时候，超级中学教育模式这个因素就会和其他因素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无法清楚地识别出它的效应到底是不是如它所宣传的那样。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使用因果推断的一种重要的武器——断点回归设计。

人类社会的行为常常受到一些规则的约束。比如说，如果某一省份的超级中学把中考录取线定在了580分，那么考了579分的同学虽然只是运气差了那么一点，却会与超级中学失之交臂。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学生考入超级中学和没有考入超级中学，在经过高中三年学习之后考入重点高校的比例，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中考录取分数线这个断点。

我们能不能直接把上超级中学的学生高考时的录取比例，与普通的县中学生的高考录取比例进行比较，把前者的平均值减去后者的平均值所得到的差额，就看成是上超级中学的更高回报呢？当然不行。因为这两类学生群体各方面差异都很大，所以把他们各自的平均值作为比较对象，显然没有做到“苹果与苹果相比，橘子与橘子相比”。而超级中学中考录取分数线这个断点附近的学生，平均来看，他们在其他各个方面的条件基本都一致，只是运气差了一点点，使得他们在上不上得成超级中学这件事上有了差异。一般来说，中考成绩差个一分、两分的，很可能是完全偶然的。尤其是语文和英语作文这类不同老师批改可能就会给出不同分数的科目，差上一分、两分的，非常常见。如果两个改卷老师改出的分数差别很大，一般都会要求再找其他的改卷老师重新判给分数。所以，在580分附近的同学，应该说在个人能力上的差别很小，他们的分数差别往往是不由他们控制的运气造成的。假如中考试卷的批改中，出现4分左右的运气分差别都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考了578分和579分，因而上了普通县中的学生分为一组，把考了580分和581分，因而上了超级中学的学生分为一组。前者叫做控制组，后者叫做处理组，这个处理就是上超级中学。然后，用处理组学生三年后参加高考时重点高校的录取率减去控制组学生三年后参加高考时重点高校的录取率，所得到的差额就是超级中学在学生升入重点高校方面的因果性影响。这就是断点回归设计。

我们当然没有中国这类超级中学的录取数据可用，但是，在经济学的既有研究中，美国的经济学家也一样遇到了类似中国这样的超级中学案例。著名经济学家、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舒亚·安格利斯特教授与合作者在经济学顶级期刊《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etrica）曾发表过一篇文章，[2]这篇文章使用波士顿和纽约各自城市的前三所精英高中的数据，为我们估计了精英高中的学生相比于普通高中在美国的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成绩（SAT等）上的差别。安格利斯特和他的合作者所写的这篇文章，目的就是估计精英中学的学生是否在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成绩上比普通中学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与我们超级中学的情况差相仿佛，他们使用的计量方法就是断点回归设计。

在波士顿和纽约的精英高中录取过程中，这些学校需要进行一场入学考试。根据考试成绩，每个学校确定一个录取分数线。安格利斯特教授等人利用前面我们所说的断点回归方法加以研究，最终得到的结论是：进入这些精英中学学习，相比于在普通公立高中学习，并没有使学生取得更为优秀的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成绩。也就是说，虽然这些精英高中的学生身边都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虽然他们的课程更具有挑战性，但是那些仅以数分之差而进入精英高中学习的学生，相比于仅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而进入普通公立学校学习的学生，在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成绩上，他们表现得丝毫没有更加出色。

看到这样的研究结论，不知道那些迷信超级中学的家长会作何感想？同时，对于超级中学使用的宣传材料，我们至少对其中的超级中学的因果性影响，不免有所怀疑。

事实上，既有的经济学研究不仅在精英中学或超级中学的教育效果上揭示出了与我们一贯的直觉不相符的因果效应，而且即便是那些一流名校是否能比普通高等院校带来更高的收入，也同样受到了质疑。

超级中学的宣传中，考入清华、北大的考生人数，是一个很亮眼的宣传指标。人们往往认为，只要考入名校，就可以取得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收入也会有大大提升。但这个问题，同样会面临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选择性偏误的困扰。因为能上清华、北大的同学与上地方院校的同学，本身就有很大区别，他们彼此之间在个人天分上可能差别很大，自然不能相互比较。那些考入清华北大的同学，本身就是在千军万马的高考竞争中挑选出来的，所以，他们在日后如果挣取的收入比较高，本来就在情理之中，也许与是否上名校并无多大的关系。如果这些人上的是普通地方院校，可能同样能够取得比较高的收入。

对名校的崇拜，不独中国人如此，即便是像美国这样的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也不例外。美国的精英私立教育有一个常春藤盟校或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的说法。常春藤盟校成立于1954年，由美国东北部地区的8所私立大学组成。这8所学校分别是：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耶鲁大学。它们都是美国的名校，也都是美国历史悠久的大学。对于一个普通美国家庭来说，孩子要不要上常春藤盟校，是一个需要做出艰难权衡的选择。即便许多孩子申请了常春藤盟校，并被录取，他们也常常会放弃，去读一个所在州的公立大学，因为学费悬殊实在太大。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上过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与公立大学的毕业生在毕业20年后所挣取的收入进行比较，如果发现藤校毕业生的平均收入远高于公立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就认为上常春藤盟校更为值得呢？这可能不行。因为能上得起藤校的学生，不仅自身更为聪明，而且父母的教育背景、家庭的社会资本也更加深厚，这些都会影响到收入水平。最好的办法，是让同样一个人在这两种状态下进行比较，一种状态是上常春藤盟校，一种状态是上所在州的公立大学，然后比较在这两种状态下20年后的平均收入水平。但这同样无法做到。

要估计上名校对一个人未来的平均收入的因果性影响，同样需要保持“其他条件不变”，这需要使用到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另外一个方法——倾向值匹配方法。这种方法的本质，也是为了寻找上名校和上普通高校的两组学生中尽可能的相似个体，把他们毕业后若干年的平均收入进行比较，从而得到上名校的收益。美国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与合作者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经典文章，[3]就是通过倾向值匹配方法，回答了名校收益这个问题。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给定学生的大学申请数量以及所申请大学的选拔水平，同时控制其他一些反映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的控制变量，选择藤校和公立大学的学生在未来收入上并无显著的差别。

当然，克鲁格教授的这篇论文使用的是美国的数据，由于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其结论会面临外部有效性的挑战，未必能够推广到我国的情况上来。不过，斯坦福大学的李宏彬教授与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贾瑞雪教授合作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4]我国的名校精英教育有着相当大的工资溢价，但是这种名校毕业生的身份并不一定保证一个人进入到按职业、行业和其他非工资福利来划分的精英阶层，虽然名校毕业确实会影响一个人的社会阶层流动性，但它不会改变一个人的父母背景对其的影响，而且，这些工资溢价也与所读大学的相关网络效应更为一致，它所释放出来的信号效应要高于名校本身为学生带来的人力资本回报。也许，我国的这种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现象，才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更深层原因。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教育问题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许，在我们分析了我国教育体制的相关现象，并给出经济学者的实证证据之后，还需要问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那就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在笔者看来，真正的教育，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学会独立思考，学会明智选择，怀抱信念，心向自由；真正的教育，其目的应该是学习一种思考的方式；真正的教育，应该能让我们掌握获得幸福的终极能力。

希望我们国家的教育改革，能朝着这些真正的教育目的而前进，让每个孩子都拥有幸福生活的能力！

注释：

[1] 请参阅：郭丛斌、徐柱柱、张首登，“超级中学教育垄断程度的提高会显著降低本省高中质量”，《教育研究》，2021年第4期。

[2] 请参阅：Atila Abdulkadiroğlu, Joshua Angrist and Parag Pathak, 2014, “The Elite Illusion: Achievement Effects at Boston and New York Exam Schools”, ECONOMETRICA, Volume82, Issue1, Pages 137-196.

[3] 请参阅：Stacy Berg Dale and Alan B. Krueger, 2002, “Estimating the Payoff to Attending a More Selective College: An Application of Selection on Observables and Unobservabl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7, no. 4, pages 1491–1527.

[4] 请参阅：Ruixue Jia, Hongbin Li,.“Access to Elite Education, Wage Premium, and Social Mobility: The Truth and Illusion of China’s College Entrance Exam,”revise and resubmi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20.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编辑：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