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求学的“权证”到求职的“证券”——金融视角解读教育回报

导语

一方面，教育的分层作用在可预见的未来无从取消，但应有持续优化的努力。另一方面，消失的市场供给需要公共资源的市场化投入及时补位。

无论是从生活感受还是舆情感知的角度，教育都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热词”，所受关注之广之深，不言而喻。近年来，教育培训领域的政策频出，不同的讨论观点更不绝于耳。毫无疑问，在中国，教育不仅是个性化的家庭问题，更是一般化的社会问题。焦虑何来、何解、何往，关乎小民日常，关乎世道人心，更关乎大国气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问题的解决总待时日。要明了“应如何”，总会先追问“是什么”“为什么”。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自当留待方家，而对现实意义下教育的“实质”，本文尝试从金融工具的视角给出一个可能的解释，权作抛砖引玉。

现实角度下的教育机制：对稀缺资源分配“证券”的竞争

如何理解教育，是开展和评价教育的首要问题。从不同的视角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我们可以说，教育是为了塑造更好的人。在这种情景下，和谐友爱、充满人文气息、具有现代思维的家庭环境，事务虽繁但仍愿拿出大量时间陪着孩子讲故事读诗歌的家长，都是理想的组合要素。我们也可以说，教育帮助人们摆脱蒙昧，积累高效人力资本，保国运长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种情景下，教育需要服务于国家战略，所承当者不止于个体发展，更在于群体的规训和养成。

宏大叙事之下、家庭温情之上，教育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被赋予功利性色彩，实际上扮演着社会资源（包括可货币化的收入财富和不可直接货币化的声誉地位）配置机制的角色，诸如招聘学历、学校要求等教育分层[1]现象随处可见，其合理性和缺陷留待后论，但为理解机制模型提供了方便。

从某种角度说，既然有资源配置和回报的追求，那么投入就可以抽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定价和成本。教育回报是受教育者通过自身工作等社会活动实现的，同时又与其受教育经历存在紧密关系。我们不妨给出一个金融工具的比喻：教育的第一阶段，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求学阶段，是投入积累期，其重要结果是获得社会或官方认可的受教育质量评估，表现为学历、学位等可视化记录；教育的第二阶段，受教育者离开校园、进入社会，选择不同的领域，开始以劳动收入等方式获得回报。由于教育分层作用的存在，第二阶段的收益索取一般需要以第一阶段的结果为基础，我们可以认为，学历相当于异质化的“认股权证”，勾勒出持有者未来可选的工作范围、行业领域，而对职业的选择可以理解为行权，工作则对应着获得回报的“权益证券”。同时，由于绝大多数人都会行权，教育获得的“认股权证”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实值期权，也可以理解为带来β收益[2]的权益性证券，而自身职场起点（类似于初次认股）和发展路径的选择（类似于在二级市场换仓）则是争取α回报的体现。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假设是抽象化的，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毕业生“包分配”，不存在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教育的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自然合并，模型意义简化；再比如，富裕的家庭并不需要后辈完全靠教育机制参与社会资源分配，模型意义弱化。但上述情况下，前者不符合目前社会情况，后者所占人数较少，所以模型仍具一般解释力。

在一般化模型基础上，可以总结出教育的几大特点：一是投入的长期性。金融活动中，证券的交付和资金的转移呈现时间上的趋同性，即便有间隔也一般不久；但教育却有“长跑”特征，成本投入要到一定年限后（比如参加某些大型选拔性考试）才能获取“认股凭证”，且不可随意中断，需要“早投”“长投”。二是竞争的相对性。既然是对稀缺社会资源（不同行业的职业在收入、稳定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在任何一个时期社会公众都存在所谓“好工作”的认定，而工作“好”“坏”，还会对婚恋等一系列事件产生影响）的追求，那么配置机制一定会遵从“价高者得”的规律，只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才可胜出，才可以获得对高品质资源的使用权。三是过程和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上了学是不是就一定能学好，高才生是不是就一定能适应职场需要，考场得意者是不是就能正确选择最适合自己、最有前景的“赛道”，都是不确定风险因素。与金融投资一样，在教育“证券”的投资过程中，努力不一定就能带来理想的β收益和α回报，当可理解。

“证券”投资视角下，解释教育焦虑和教培政策作用

引入“认股权证+权益证券”“β收益与α回报”的金融工具视角后，我们可以尝试着对一些热点问题给出判断和认识。

一是关于教育焦虑的生成和表达。在识文断字已经普及、不再由贵族专享的当代，焦虑所在的并不是下一代成为“睁眼瞎”，而是是否可以让教育的社会资源分配作用在自家“落地开花”。能否获得“权证”和“证券”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获得高价值“权证”和“证券”，焦虑表达在当下，源头却在稀缺的未来。为何教育焦虑集中在中产阶层？恰是因为该阶层的“夹心”位置和“幸存者”成长经历：与赤贫者相比，中产阶层有一定的参与教育资源竞争的能力，而与“高门大族”相比，又没有足够的积累让下一代直接继承；“白手起家”的中产阶层从自身的成长过程中深刻体会了国家地区社会的多层次性、优质资源的稀缺性，既认可教育机制给予的机会，也意识到教育机制过程的不确定和结果的残酷性。

为何我们儿时教育焦虑似乎尚未弥漫？盖因未来稀缺尚不明显、表达空间也受到限制：时光倒流二三十年，改革开放尚在初期，社会结构虽已在变革之中，但分化效应还不充分。作为教育成本投入主体的父辈们，对“集体生活”“吃大锅饭”的经历记忆远甚于对高度市场化的存量竞争的切身感知；改革带来的增量机会巨大，通往成功的努力似乎并不仅限读书一途，与其焦虑于后辈成长的未来，不如奋斗于自身发展的当下；市场化的教育供给（私立学校、专业培训）“小荷才露尖尖角”，“家教”还只是个别现象，“放大”“加速”焦虑的作用并不显著。

简言之，教育焦虑的社会基因始终存在，但基因的表达需要环境。随着社会发展演进，增量博弈逐渐转向存量竞争，高品质教育“证券”即社会资源分配权证的价值增长，以阶层焦虑为底色的教育焦虑自然随之凸显。

二是关于教培行业曾经的“高利润”和“泡沫化”。有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焦虑归咎于资本的进入，该论断有理但也存在片面之处。资本扩张逐利是真，贩卖焦虑产生不良影响是真，但并非焦虑的终极制造者。从教育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视角看，教培行业的发展，主要影响的是教育“证券”投资的成本投入方式，而非教育“证券”的定价方式。

首先，教育“证券”定价与信息经济学中经典的旧车市场逆向选择模型不同。旧车市场中，由于卖方具有信息优势、可能以次充好，买方将持续降低报价；但教育资源的交易是过程交易而非结果交易，成本投入者（家长）不会基于孩子教育失败（“学不好”）的预期去为投资估价，其愿意付出的成本将对标高质量社会资源分配证券的价格。

其次，高质量社会资源分配证券即教育“证券”的价值是未来社会稀缺的高质量工作机会带来总体回报的贴现值，长期贴现率则由社会稳定性（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的稳定性）决定，预期未来高质量工作机会越稀缺、社会动荡可能性越低，则证券价值越高、愿意付出的代价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家长愿意竭尽所能为后代的教育付费，所基于的是“力争上游”的追求、对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预期和对社会稳定的信赖，似乎并不能为教培机构完全左右，即便不为教培付费，这些成本也可能会以其他方式（比如“择校费”）存在，甚至成为权力寻租的载体。

最后，不可否认的是，教培长期作为一门高毛利的“好生意”，确实出现过泥沙俱下“泡沫化”“无序化”的倾向，接受教育的“失败者”在教育行业中成为输出者、供给者的现象屡见不鲜，但从因果论，恰是社会资源稀缺带来的教育竞争为当年“差学生”而今成为“好老师”创造了土壤，而非相反。毕竟，“学不优而师”本身就挑战了教育作为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学而优则如何”）的根本机制，假以时日一定会被市场淘汰。

三是关于近年教培政策的主旨和可能影响。近年来，教育领域出台了大量重量级政策，层级高、影响大，超过业界预期。从整体内容看，目前政策重点主要集中在获取“证券”的成本投入端而非教育“证券”的回报端，对应的思路是减少学科培训服务的大批量市场供给，以消灭无序供给压抑成本投入，削弱其“焦虑贩卖器”作用。这对提升供给质量、从降低养育成本而言具有边际积极意义，但仅由此端还不足以消弭焦虑激发之根源。

由于优质社会资源稀缺性、教育作为资源分配机制的稳定性没有发生变化，学科教培受抑背景下，需求可能转向更加不透明和高成本的“黑市”（比如依托人际关系的“私人”模式），或者转向其余可能作为教育“证券”获取依据的领域（从学科培训的内卷转到非学科培训的内卷），反而提高教育资源匹配需求的不公平性，而一遇“弛禁”需求更易快速反弹。

特别是，由于教育成本投入的长期性特征，短期内越是严厉的政策，越容易让家长产生未来“弛禁”的心理预期，使其更不敢将资源真的从教育投入中移走，以免在未来吃亏。由此，教育领域政策的效果，还有赖其他措施落地的配套和时间来共同检验。

教育作为社会稀缺资源分配机制的未来

在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下，教育领域的改革还将见到新动作、新政策，利益博弈、观点碰撞亦会保持高烈度。教育作为社会资源分配的机制，教育“证券”的意义会存续吗？教培机构退出或转型后，“留白”要以怎样的思路来填补？顺着前面的讨论，本文再做一些延展的思考。

一方面，教育的分层作用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有持续优化的努力。有教育领域专家提出应该取消教育的分层作用。这可能是基于教育内涵本质的真挚之言，但却未必是与教育社会实质角色的契合之论。分层的确可能不是教育最早的属性，但却是历史发展进程中教育被赋予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只要优质资源是稀缺的、人作为个体是异质的，就必然存在一套分层的机制法则，所取舍者在于法则的依据是否更符合社会公义和进步方向、是否能始终保持纯粹。第一，相比于更承认既定状态的钱、权、势，教育因其需要接受者的主观努力才能发挥效果，更具面向未来、鼓励上进的意味，更符合社会过程公平导向。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证券”收益的不确定性，恰恰是其对社会公平性保障作用的来源。第二，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存在从属关系。教育作为分层机制时所能调节的也只是社会增量资源配置的过程公平，若不同行业、职业、工种的差距日益缩小，社会从生产到分配，从过程到结果都实现完全公平，教育的分层机制自然也归于弱化乃至消失，但认为强制剥离教育的分层作用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恐有本末倒置之嫌。第三，肯定教育的分层作用与保持教育评价体系的纯粹性单一性应当并举。公共政策的实践表明，单一规则均有缺陷，多元复合规则的弊端也不可小觑。“一考定终身”“一卷定终身”备受诟病，但以“素质教育”为名将大量普通人家难以企及的内容列为教育分层的一般化选拔内容，就像西方的“精英教育”一般更易产生负面社会效果。从这些层面来讲，社会并不期待教育作为分层机制的抽身离去，更需要教育发挥分层作用时能尽可能让绝大多数人实质性参与其中。

另一方面，消失的市场供给需要公共资源的市场化投入及时补位。获取理想的教育“证券”总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教培行业的整肃让某些成本投入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无论是人力资本的积累、现代公民的培育，都不能以“不学习的盲目减负”为前提。更多承载私人利益的资本退出后，更多承担公共诉求的投入需要及时补位。新的投入尽管不再以市场机构、生意人的面目出现，但市场化的理念应当被合理延续。比如，教育服务的均等化不可被僵硬地理解为在差异巨大的地区直接搞平均化，顺应“大国大城”趋势，在劳动力资源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与落户、社保等政策同步保障“教育资源随人走”将更具现实意义和经济效率；再比如，公立教师的作用和贡献一直巨大，未来还将与日俱增。他们是崇高的，但同时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民一员，他们教书育人，但也需要与市场打着油盐酱醋茶的交道。对公立学校范围的扩大和公立学校教师工作的增加应当做好相应充分的公共资金支持，以市场化的定价而非纯粹道德感的号召来促进教育服务的提质增效，方是可持续之道。

注释：

[1] 教育分层在已有研究或社会讨论中存在不同含义，一是指教育过程中的分层现象（比如“快班”“慢班”和“尖子班”等），二是教育的结果被用于职业、工作等方面的“分流”。本文讨论主要基于第二种含义。

[2] 已有部分研究对不同受教育程度或不同层次大学毕业生平均薪酬进行统计，可以视为对β收益进行衡量的尝试。很显然，从整体的统计意义来讲，不同的受教育经历（或毕业学校）往往对应差异化的职业选择、工作分工，以及相应的薪酬回报水平。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不构成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等领域提供建议。编辑：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