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从“供需错配”到“成物亦成人”

导语

社会需要的人才、认可的能力和毕业生期待的岗位、具备的实力明显错位。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以下简称“考研”）报考人数为457万，创下历史新高。3月11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2022年“考研”国家分数线，分数线上涨幅度超出预期，也创历史新高。日益高涨的“考研热”折射了社会对高学历和名校文凭的追求。然而，同样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收入和职业发展差异却是巨大的。并且，学历和学校层次不是决定性因素，行业选择、个人通用能力和品质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在满足国家行业发展需求、在全人教育[1]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供需错位，主要体现在行业、文凭和能力三个方面。

第一个错位是行业供需错位——信息技术、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的求职者供大于求，制造业技术人员短缺。相关研究者爬取了中国最大的线上招聘平台——智联招聘平台2017年夏季的数据，发现近90%的求职者将求职目标集中在IT、房地产、金融、咨询和教育五大行业，而这些行业的人才缺口仅占市场的45%，其他专业技术人才岗位鲜有人问津（Zheng，Zhang & Zhu，2021）。全国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数据也显示，过去十多年，金融和信息技术等行业因为高薪资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首要选择，而选择制造业的比例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

但事实上，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阶段，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是就业规模增长幅度最大的产业，而毕业生理想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的增长幅度却比较有限。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信息技术、金融业和房地产等领域对高校毕业生的吸纳能力下降，教师、国企等政策性岗位的增加，扩大了对毕业生的吸纳，而农业、制造业等刚需产业充当了毕业生就业的“稳定器”。

制造业中的数字化岗位是近一两年需求增长的一个突出亮点。万宝盛华“人才短缺调查”覆盖全球43个国家或地区，其中1900多家企业样本来自中国，主要目的在于了解当前的人才市场中，填补职位空缺的困难程度、难以填补的职位。“2019年度人才短缺调查”显示，销售与市场人员、技术工匠、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是2019年中国最难填补职位的前四位。相关研究者使用2017—2019年调查结果进一步分析指出，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云计算、物联网与电商领域的深度融合助推了行业的人才升级，批发及零售业对数字化人才需求量攀升（杨燕，2020）。制造业转向以高生产力和高利润为驱动的自动化技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持续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从对大量劳动力的依赖转变为对技术人才和设备的依赖。创新型经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升级，运输及公用事业表现稳健，也为该领域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第二个错位是文凭错位——从用人单位对文凭的要求来看，存在过度教育的情况。适度教育（Adequate Education）指的是从业者的教育水平和工作岗位实际所要求的教育水平相称；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指的是从业者的教育水平高于工作岗位实际所要求的教育水平。研究者发现半数求职者过度教育至少2年——智联招聘平台上不到20%的岗位要求大学学历，40%的岗位要求大专学历，而近半数的求职者拥有大学及以上学位（Zheng et al.，2021）。早在2009年，北京的高校毕业生中，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就接近30%，也就是说，四个本科毕业生中就有一个所在的工作岗位并不要求本科学历（李骏，2016）。其他学者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也都确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存在明显的过度教育情况（李晓光，2021）。

更为严重的是，过度教育对收入水平不仅没有好处还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带来收入惩罚，并存在负向选择性。研究发现，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言，过度教育者比适度教育者月收入低约15%。即使是有着就业优势的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即使在备受追捧的信息技术行业，过度教育者也面临3%~12%的收入惩罚（Zheng et al.，2021）。负向教育信号为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Kroch & Sjoblom，1994）。也就是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文凭也发生了通货膨胀现象，其甄别能力高低的作用也在减弱，高能力的学生反而选择不去过度追求学历文凭，以此来区分自己。正因为如此，这方面的研究发现过度教育呈现负向选择性。家庭初代大学生、本科学校为非“985”或“211”院校、高考分数相对低的大学毕业生更有可能发生过度教育，而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无疑是对其改变命运殷切期望的意外打击。

第三个错位是能力错位——用人单位更强调责任心和合作、持续学习和创新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专业技能习得是大学教育最为注重的，通用能力培养常常次之。而在大众化阶段，所学专业和所从事工作的对应关系大大降低，仅仅是专业技能并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个人品质和通用能力成为用人单位岗位需求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全球用人单位的共同诉求。欧洲强调可迁移性能力，包括人际合作、有效沟通、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Nabi & Bagley，1999）。美国也构建了职业生涯成功技能，包括个人品质、思维技能和基本技能三类（SCANS-Secretary’s Commission on Achieving Necessary Skills）。

个人品质和通用能力是高校毕业生的短板。相关学者调查了全国3万多位“90后”“95后”高校毕业生，发现他们专业知识运用能力不错，但最为不足的是责任心以及解决问题、适应变通、操作实践、自主学习、团队合作、沟通协调这些通用能力。调查还发现，工作职位越高，对于个人品质和通用能力的要求也越高；对于高层管理者，批判性分析、创新创造能力的要求更高。对于近年来毕业生心仪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这类岗位，更加强调理解与宽容、奉献精神这样的个人品质以及通用知识和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阎光才，2016）。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有研究者就已经发现：在个人品质、学习技能和专业技能三方面，“社会认可的”和“毕业生具备的”明显错位。用人单位看重“诚实、责任感和进取心”，毕业生彰显“热情、积极和灵活”；用人单位看重创新意识、持续学习的能力，毕业生最具有优势的是综合、分析能力；用人单位看重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而毕业生掌握的是专业问题、专业意识和外语语言技能（宋国学，2008）。

鉴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三方面错位，我们对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在以下三方面提出可能的改进方向，并从教育的内涵再次反思教育收益率这一教育经济学经典概念。

第一，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落实生涯教育。教育的目标是帮助学生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从高中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生涯教育一方面加强学生的自我认知，了解自己的所长所短；另一方面加强对行业的认知，包括不同行业的用人需求、学历准入和能力要求以及动态变化。

生涯教育在“升学热”“读研热”的现状下尤其重要。由于国内在短短20年间迅速完成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本科毕业马上升学读研成为缓解就业和推迟踏入社会的一种方式。然而，研究生教育如何从学术化培养路径转变为专业化、职业化培养路径，不仅仅是高校培养方案、培养方式的改变，教师对硕士研究生的期望、学生对于自己读研期间的目标都需要相应调整。同时，扩大在职生的比例、要求本科生毕业后参加1~2年支教或公共服务后开始研究生教育，促进学生对行业岗位有真实经历、对人际社会有亲身体验，使研究生教育不仅在学历上而且在认识自己和社会的基础上更有效地服务于其生涯发展。

第二，加强分层、分类特色办学，普遍提升高等教育培养质量，减轻过度教育。家庭初代大学生、本科学校为非“985”或“211”院校、高考分数相对低的大学毕业生之所以更有可能发生过度教育，一个原因是生涯教育不到位，初代大学生缺乏来自家庭的有效指导而对行业岗位的认知偏差更为严重。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学生期望通过更高的学历弥补教育质量和实践经历的不足。国内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主要是通过地方本科院校迅速扩大招生规模而达成，在资源增长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易导致办学模式单一、师生比不断提高，教育质量降低。国家高等教育政策加强分层、分类特色办学，通过“双一流”建设扩大地方本科院校的资源获取，是促进高等教育培养质量普遍提升的积极思路。

为制造业数字化岗位培养人才是高等教育落实服务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为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要，相关院校和专业需要密切和领先企业的合作，让学生完成基础学业后就进入企业技术课题，在真实的技术攻关中实践创新，促进毕业生创新能力、理论联系实践能力的达成。

第三，加强通用能力培养和品格教育，高等教育“成物又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需要积极探索小班课程、团队合作、探究式学习、辩论游戏等教学方式，鼓励学生大胆讨论已有理论和观点的有限性、优缺点，重视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的通识教育，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创新创造等通用能力的成长。同时加强社会性学习活动如合作学习、服务性学习，有效促进大学生品格养成。因为合作学习能够推动学生理解他人立场，明晰自己的责任，从而提升合作、信任和共情能力；服务学习在真实情景中促进学生学习服务社会，并且尝试作为集体的一员理解和感受、行动和设计、改造制度和体系来解决集体道德困境。

近年来，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都开始重视品德教育，从单方面强调（专业）认知能力回归到“成物又成人”，这和新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相得益彰。早在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家舒尔茨、贝克、明瑟等开创性地用教育收益率来解释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建立人力资本理论。虽然在理论上把人力资本的内涵从认知能力逐步拓展到风险偏好、诚实守信等社会化品质，然而数据的有限性使实证研究囿于认知能力、教育程度方面的测量，其实也助推了教育和高等教育片面的“成物”追求和文凭导向。心理学家这些年的工作为人格等个人品质提供了成熟的测量工具，使新人力资本理论的建立和验证得以实现，开始把个人品质等非认知能力正式纳入考虑。随着教育收益率这个经典概念开始反映教育的全部内涵，也亟待能促进全社会正视高等教育“成物又成人”的培养目标，帮助学生在动态发展的社会中持续学习、探索反思，找到一个自己合适的位置，作为社会一员贡献于社会，同时实现自己的价值。

注释：

[1] 全人教育：充分发展个人潜能，以培养完整个体。与错配对应。

参考文献：

[1] 李骏. 中国高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匹配与收入回报 [J]. 社会 , 2016, 36(3)：64-85.

[2] 李晓光.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过度教育——测量改进与收入效应 [J]. 人口与经济 , 2021(1)：116-131.

[3] 宋国学. 基于可雇佣性视角的大学生职业能力结构及其维度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 2008(12)：129-138.

[4] 阎光才. 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能力与人才培养制度改革 [J]. 中国高教研究 , 2016(11)：18-23.

[5] 杨燕. 2020年从量到质：中国大陆的人才需求变化 [M]// 余兴安，田永波.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分析报告(2020).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6] Kroch E A, Sjoblom, K. Schooling as Human Capital or a Signal: Some Evidence [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94: 156-180.

[7] Nabi G R, and Bagley D. Graduates’ Perceptions of Transferable Personal Skills and Future Career Preparation in the UK [J]. Education+Training, 1999, 41(4): 184-193.

[8] Zheng Y, Zhang X, and Zhu Y. Overeducation, Major Mismatch, and Return to Higher Education Tiers: Evidence from Novel Data Source of a Major Online Recruitment Platform in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1(66): 1-16.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编辑：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