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变应变：金融科技复合人才思维养成

导语

这个时代最大的确定性就是变化。在金融科技这一前沿领域，战略格局和动态思维将决定人才能走多快多远。

金融科技在中国不仅发展迅速，而且在许多方面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论是传统人才还是新兴人才，现在搭上这艘刚刚启航的船都是最好的时机。在这一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只有具有战略格局和动态思维的人才能够走得更快更远。

从金融分析师到战略型人才

《复旦金融评论》：受多重因素影响，全球经济正在酝酿新力量和新秩序。同时，金融客户对于线上服务的偏好日益凸显。新趋势对于中国金融行业的整体发展和金融科技人才结构会有哪些影响？

张纯信：随着智能移动终端覆盖率不断提高，用户使用在线金融产品的习惯日趋形成，越来越多的大型金融机构借助网络信用、运用在线平台，高效获客、提升销量。数字化金融服务大幅降低了物理空间成本和运营成本，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因此，对于金融人才的影响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科技水平不断升级的时代，金融人才需要具备一些与科技接轨的技能和思维逻辑的转变。比如，相比算数或记账，解读数据应该成为更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而伴随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发达，如何找到对的问题、给到对的数据将成为更关键的技能。

第二，金融人才的格局需要提升。例如，在保险行业同质化激烈竞争的情境下，大数据技术洞察和渗透的方式，使得一对一寻找客户群的能力失效。比如，车险用户群的数据可能成为交叉销售寿险产品的基础，这时金融人才的格局就需要上升到对客户全生命周期需求的理解和服务。

当技术取代人，什么能力更重要？

《复旦金融评论》：在技术迭代的背景下，面向未知的未来，金融人才需要在计算机科学、数学、数据科学、投资心理学等方面做哪些学科、思维或软技能的准备？

张纯信：我的想法可能和主流的观点不完全一致。提到复合型人才，一般都会想到只有理工科背景的人才能踏入金融行业。我必须承认在短时间内，这类人才确实会占优势。当科技化渗透到所有行业的系统升级中，理工科背景的复合人才有更大的优势。比如，人力资源专业人才具备的判断人才的能力在简历数据量过大的时候可能需要科技加持，通过大数据或人工智能高效地、系统化地筛选出什么样的人才背景更符合岗位的要求，而不是依靠某个人力专员或顾问自身的经验。在投资或融资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了解科技化升级对这些公司的影响。

但如果我们展望更远的未来，在智能化真正崛起之后，执行能力、研究能力，甚至分析能力的重要性会逐渐削弱，因为计算机一定比人类做得快且好。一个十分优秀的金融分析师同时跟踪20~30只股票已经相当不错，而智能投顾可以对全球几万只股票做实时分析。比如，券商的行业研究正慢慢地被万得、彭博等系统化数据覆盖，并自动执行；需要传统分析师处理的另类数据需求正越来越少。

当我们无法在运算分析能力上与计算机抗衡，在研究能力方面与大数据竞争时，人类的战略思维就变得更为重要，而这就不一定是理工科背景人才的优势了。社科类人才可能更具备沟通、多元化思考、突破性创新的优势，他们以较高的悟性，可以承担更多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角色。因此，哲学、文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专业的人才，走出与技术人才差异化发展的路径，可能会成为未来金融行业越来越需要的能力。

不过，在VUCA时代的金融行业，不论是哪类人才，也不论其承担何种职能，可能都需要创业者的一些特性，比如有创新的意愿，走出舒适区，善于观察动态发展的态势，以发散性的思维、弹性应变能力，找寻最合适的问题解决方案。

金融生态需要共同进化

《复旦金融评论》：您如何看待在前沿领域当前金融科技人才短缺和错配的问题？

张纯信：金融科技人才在短期内匮乏确实是一个问题。比如在区块链领域，从中本聪开始应用这一技术，整个产业发展至今也就十多年。显然，用十年的时间就可以培养某一领域的人才。金融科技人才紧缺是可以克服的，同时也成就了很好的机遇，年轻人有更多机会进行前沿性的学习。特别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这两个细分领域，目前的从业者基本上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以太坊的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至今也不到30岁。因此，我们也鼓励年轻人搭上金融科技这艘刚刚启航的船，在其发展前期探索更多机会。对于传统或是新兴的人才，现在都是最好的时机！

更重要的是，金融科技领域非常重视生态化的概念，单一的技术无法形成气候，从上而下在学界、业界、监管的各环节需要在态度上就前景达成共识，共同思考：有效的监管在哪里？融资的资金在哪里？除了创新产业要做创新，传统的企业如何跟上？例如，在互联网银行崛起的同时，传统银行应将危机感转化为创新进化的动力，拥抱变化中的机会，以全新的商业模式成就百年大行。

《复旦金融评论》：相对于金融教育的其他分支，金融科技的课程教学内容没有长期的积累并且是动态变化的。如何将最前沿的内容带给学生，并在实践中教给他们可操纵的方法？

张纯信：在疾速创新的时代，金融科技领域的产学研联动异常重要。创新企业往往无法在传统行业的传统业务中拔得头筹，考虑到竞争和降本增效的压力快速调整，在前瞻性的方向上先行先试。虽然试错的过程中可能会遭遇挫败或不能完全符合监管的原则，但这并不会阻碍创新创业公司走在企业进化的最前端。这时，学术方面才开始接受、了解、学习、验证，并形成共识，在更广泛的范围让没有设想到这些创新的人形成新的观念。

在教学方面，以区块链领域为例，从概念到应用仅仅十多年的时间。素材、数据、教材都是缺乏的。而所有的答案其实都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很多教育学位项目，比如麻省理工的、复旦泛海国金的，都是诞生于产业、实践和案例。所以我们的双重目标是希望学生基于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理论基础，了解整体趋势；同时接触到最先进的实践，让其在毕业进入市场后具备行业急需的技能。

《复旦金融评论》：与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相比，上海在金融科技生态圈的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特性？

张纯信：一个好的学府能够给学生提供吸收不同领域优势、对外交换的国际模块、远程学术交流的机会。而地域对于一个行业的发展当然有助推的作用，比如斯坦福大学在创新创业的策源地硅谷，它的学生就有更多机会接触周边的资讯、校友，尝试最新的东西，形成良性的循环。

上海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在教育方面也能够博采众长，包容不同的思维模式。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比较中心的位置，能够吸收到各方特别是长三角，如苏州、杭州在科技和互联网发展上的优势。

*本文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并不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等领域建议。采访/编辑：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