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能带来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吗？

导语

顺势而为，发挥优势，弥补短板，防范风险，发展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随着数字技术与移动互联网的迭代升级和快速普及，数字化浪潮在全球范围风起云涌，数字经济顺势而起、发展迅猛。正如历次技术重大变革和应用所发生的一样，数字技术在深刻改变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同时，对劳动世界也产生重大影响，影响的广度、深度、速度和锐度都超过以往。在数字经济环境中，数据成为日益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平台广泛兴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逐渐形成新的就业资源和机会配置机制。这可能重构相关行业乃至整个经济领域的生产关系，对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形态以及就业质量等产生深刻影响。因此，需要顺势而为、发挥优势、弥补短板、防范风险，构建适合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市场有效匹配的新格局，谋划制定新形势下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政策体系。

顺势而为，量质齐升

电影《HER》剧照

数字经济发展正在改变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经济价值，在创造新增就业、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一，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多种路径创造就业：一是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种路径，催生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带动新就业岗位、新就业形态快速增长，逐渐成长为劳动力市场中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二是通过数字技术降低交易的成本和缩短交易的时空距离，促进整体的社会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扩大就业容量。亚洲开发银行（2018）对12个亚洲新兴国家的一项研究表明，2005—2015年间，在劳动力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机器与信息通信技术的采用导致就业率降低了66%，而更低的产品价格使得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上涨，就业率随之提高了88%[1]。三是数字平台凭借其网络普及推广、数字技术赋能、进入门槛低、从业条件便利等优势，吸纳大量劳动者进入就业创业，进而形成了数字就业生态，产生了就业创业的集聚效应。以微信为例，由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微信支付、企业微信等构成的数字生态，衍生大量的就业机会，对稳就业促就业、就业结构调整和数字化转型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第二，提升就业匹配效率。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许多致力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平台得到发展，各类数字平台随之兴起。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21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报告指出，全球数字就业平台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五倍[2]。数字平台通过创新技术产品、业务流程与商业模式，突破传统企业面临的地域、时间、交易规模、信息沟通等的约束，从而获得全新的规模扩张、动能转换和效率提升，进而挖掘出更多更优配置生产力和人力资本的机会。这不仅提高了劳动力市场信息的速度和强度，也使信息更加透明化、畅通化，打破了地域、空间的界限，扩大了供求匹配的范围，提升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匹配效率，提高了劳动力匹配的精准性。

第三，推动就业模式创新。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及相关业态的发展，传统就业岗位逐步被数字化改造，就业形态、工作场景和工作方式等都因此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带来工作方式的重大转变，各行各业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相关技术成果，为从业者提供协助。数字化的岗位日益普遍，能够掌握更多数字技能并能实现更好人机协作的劳动力将会成为市场的热门需求。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组织的架构形态与管理模式，工业时代的静态、线型、边界清晰的组织形态得以重构。数字时代基于网络化链接、数字化场景和智能化管理等，构建起动态、网络型、无边界的数字就业系统。这推动生产力组织方式走向平台化和智能化，碎片化资源得到整合和弹性配置，各类资源要素快速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企业边界被不断突破，带来就业形态重塑和变换。由此形成了基于“互联网+”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企业不再独占劳动力资源，员工不再仅仅为某个单一雇主服务，而是通过平台服务于不同的客户。这种新格局改变了以往员工归属于某一经济组织而形成的上下级的结构稳定关系，与此相关联的劳动标准、规则、制度等约束条件逐渐被更加灵活的用工就业形式与合作开放型关系所取代。

第四，扩大就业惠及范围。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数据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可无限增长、可反复使用、可广泛共享且基本无实质损耗的禀赋，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有限供给对增长的限制，这一禀赋决定了数字经济具有很强的正外部经济性。借助数字化手段，劳动供求双方合作关系的发生只需要进行供需对接，而不用考虑年龄、性别、户籍等外在条件。只要劳动者能够连接到网络平台，并具备有价值的闲置资源和服务能力，就可以加入到工作中。相比传统就业方式，数字经济就业的包容性更强、就业门槛更低，能够为社会各类劳动者提供了广泛的择业机会和多元的从业方式，拓宽了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女性、残疾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渠道。数字技术还扩展了就业的空间范围，例如通过在农村地区培育电子商务市场主体，很多农产品实现了线上销售，对农村地区就业创业和增收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乡村振兴贡献了数字化力量。

第五，促进就业质量提升。数字技术具有“时空跨界”、低交易成本和信息精准匹配等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助于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工作策划和匹配效率，精简工作环节和降低搜寻成本，促进工作条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者的负担。例如，贝壳找房平台运用VR、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实现了线上看房和讲解的场景应用，使房产经纪人可以投入更多时间、精力与消费者建立信任，挖掘深层次消费心理需要，与消费者进行深度的沟通和专业的交流。调查显示，超八成经纪人认为平台提供的数字产品和工具提高了服务效率[3]。此外，数字技术还有助于提高收入。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院2021年基于支付宝使用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七成劳动者认为各类数字化工具帮助他们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劳动收入[4]。另外，随着数字技术发展，通过搭建交互平台、将工作数据“留痕”、建立信用机制等技术手段，各种数字化方案在逐步改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保障问题。

第六，促进创新创业繁荣发展。数字经济为劳动者的创新、创业与就业发掘出新的资源。许多创业者可以在线上或平台支持下获得传统线下难以获得的信息、市场和资金等，能够更为广泛、高效地从其他社会节点获取订单、拓展市场、对接资源，从而为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高效率配置提供了新动能。在数字平台上，创业门槛相对较低，办企业和开店更加容易。企业和劳动者在平台上实现资源共享，供应链与需求链直接挂钩，形成巨大的创业带动效应。微信数字平台上的创业者调查发现，他们选择微信平台创业的前四个原因是拥有良好的产业生态（54.7%）、进入门槛低（41.5%）、经营成本较低（38.2%）以及有数字技术和工具支持（30.0%）[5]。疫情期间，许多中小微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了“转危为机”，企业借助数字化工具，将业务从线下转到线上，稳定业务并开拓更多市场，在协同就业人群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稳定了就业。

数字经济就业新挑战

数字经济的发展虽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岗位替代和失业问题。此外，随着灵活就业者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比重不断上升，难以适用传统劳动标准的劳动者范围逐渐扩大，在劳动权益保护和劳动关系协调方面也面临很多新的问题，这给劳动力市场及相关的政策服务带来新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技术对岗位替代效应不容忽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会使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大规模被数字化产品取代，从而在一段时间内被替代、破坏和挤出传统或现有的就业岗位，特别是一些重复性、程序性工作更容易受影响。目前，数字技术对就业的替代在部分行业中已有所显现，未来替代的领域更广，程度也更深。世界经济论坛的《2020年未来就业报告》预测，到2025年自动化和人机之间全新的劳动分工将颠覆全球15个行业中8500万个工作岗位[6]。最可能被人工智能及机器自动化代替的工作职位包括数据输入员、会计、记账员、工资结算员、行政助理等，其中21％来自金融服务领域、19％来自汽车行业，还有20％来自采矿和金属行业。更让人担忧的是，随着巨型智能技术系统的持续增长和演化，将从根本上改变工作的性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各个领域，一些创造性就业岗位也面临被大规模替代的风险，如ChatGPT的出现，让众多行业的从业者感到危机。斯瑞曼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如何影响工作就业》中指出，随着零工工作和数字化转型，更多技能密集型工作将被ChatGPT抢走，如会计师、法律文员、软件开发人员、X射线分析师等[7]。

第二，转岗过程中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尽管数字技术推动产业转型和就业迭代并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但由于失岗劳动者受限于教育程度、技能水平以及技术培养周期要求，一时难以掌握数字技术发展所需要的知识素质和能力，转到技术岗位特别是对数字化技术要求较高的岗位难度较大。加上行业之间对技术要求的差异性，部分劳动者难以突破行业门槛，还有可能伴随比较突出的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问题。即使能够转岗，也只能从事对技能水平要求相对不高的生活服务业工作，很难进入到高要求岗位。特别一些大龄劳动者，再就业面临较大的数字鸿沟，难以快速适应数字技术岗位，在市场竞争中逐步被边缘化和弱势化，对其就业状况、劳动收入等影响较为明显。

第三，新就业形态发展带来管理服务难题。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规模增加，在扩大就业的同时，就业管理服务也需要适应新形势的变化。目前，新就业形态的概念和范围并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认定标准，对应的统计指标体系不健全，统计监测手段不完善，再加上从业人员流动性强、灵活多样、就业形式复杂，给统计工作带来难度，对精准施策提出挑战。另外，当前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对建立劳动关系的群体形成强保护，对就业保护、劳动争议处理、社会保险等都有比较明确的办法。但对于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情形，还没有非常有效的规制办法，导致部分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第四，劳动者数字技能短板日益凸显。在数字化冲击下，各国普遍面临数字技能短缺和数字技能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兰德公司发布的《全球数字技能差距：当前趋势及未来方向》显示，在欧盟国家，57%企业认为难以填补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专家的职位，英国超过75%的职位空缺需要数字技能，非洲近65%的工作机会需要基本的数字技能水平。①我国数字化人才也面临严重的供需不平衡，目前尚没有系统的学科设置，只有少数学校有相关专业，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当前新业态中各类新职业不断涌现，但在职业标准、培训体系、发展路径等方面多处于探索阶段，也有一些新兴职业还没有被纳入职业目录，导致很多数字经济领域从业人员通过技能发展的路径不畅通，技能提升的动力和意愿不足。

第五，就业结构调整带来人力资源错配。数字技术推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快速变化，带来日益突出的人力资源与产业发展不匹配问题。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资本和人才向部分行业、企业过度集中的问题，造成部门发展的不平衡，需要对此进行规划布局和有序引导规范。青年一代在互联网时代中成长，对新技术的学习能力更强，往往更适合与数字经济相关就业岗位。但也有不少年轻人选择进入技能要求较低、入门容易的低生产率部门，不愿意在技术方面深耕，有的长期依赖平台从事程序性工作，能力提升空间受限，职业生涯发展扁平化。这种状况不仅对产业的长远发展不利，而且也影响青年一代的自身成长和整体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

第六，部分劳动者就业质量偏低。数字经济环境下，劳动者就业质量出现分化特征，就业质量的差异更多体现在从业者的“就业力”上。这种“就业力”更多来源于劳动者的数字素养的反馈。在对高技能劳动者产生就业补偿效应的同时，对低技能群体可能更多表现为“挤出效应”，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现象，进而拉大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特别是一些灵活就业人员，虽然通过灵活就业方式获得了收入，但总体上收入是碎片化和低水平的。此外，一些企业在运用数字技术制定规则时，忽视劳动者的权益诉求，强化从业者对平台既定规则的被动从属性和依赖性，导致从业人员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充分表达。他们只能在算法的驱动下为了提高收入而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压力下。长此以往，会造成劳动者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出现“断裂”，职业转换难度较大，面临更为突出的失业风险。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如何让劳动者突破系统困境，改变运营规则“算法”过度偏重效率、损害公平的逻辑，是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和权益保障水平急需解决的问题。

发挥优势，弥补短板，防范风险

电视剧《我们的新时代》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