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短期、中期和长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导语

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本质上比GDP增长更重要，而且对劳动力的绝对规模或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要求更低。

目前，人们越来越希望中国的经济增长能恢复到潜在增长率（2023年约5.2%）。但增长复苏不是自动发生的，也非依靠简单的信贷扩张就可以实现。中国目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短期内企业和家庭信心的受损、中期内生产力增长的不足、长期内人口转型的不利。

要在短期内提振经济增长，信心的恢复或许比信贷的扩张更为重要。对于增长复苏来说，令人担忧的是信心下降有自我实现的风险——如果有足够多的企业和家庭持悲观看法，不愿花钱，那么他们对供应商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就会降低，这反过来又会减少对更上游供应商的需求。一轮悲观周期在事后看来可能是合理的，即使它并非事先注定的。

经济决策者在短期内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是通过提振足够多的企业和家庭的信心来打破这种悲观的循环。政策制定者工具箱内可用的工具是有制约的。虽然信贷扩张能提高经济中的总需求，但它可能会产生提高通货膨胀率的不良影响。

我建议决策者考虑采用临时性降低销售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措施。临时性减税（如6～9个月）对政府债务问题的影响较小，但对家庭消费的刺激作用比永久削减相同比例税的影响更强。同样，暂时削减企业所得税比相同的永久性减税更能激发企业投资意愿。

除企业所得税与零售消费税实行全面临时降税，我建议在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领域实行新的“两免三减”政策。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一项著名的吸引外资的政策叫“两免三减”，也就是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产生赢利的前两年，豁免企业所得税；而之后赢利的三年，企业所得税减半。这个政策创新实际上给予了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也就是给外资企业的税收待遇要比给内资企业更优惠。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感到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影响其投资意愿，“两免三减”政策对提振当时外资企业的信心功不可没。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与21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吸引外资的东道国之一，“两免三减”于2008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2023年，我们又来到需要大幅提振企业信心的时刻，我建议决策者考虑启动新的“两免三减”政策，但要做两个重要修改：第一，新“两免三减”适用于高精尖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里所有企业的新增利润。例如，一个符合条件的企业2021年利润是100元，如果它2023年和2024年的利润分别达到130元和140元的话，企业所得税仍然按照100元收取。第二，新“两免三减”不会区别对待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换言之，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

和外资企业享有同样的税收待遇。新“两免三减”政策可以大大鼓励企业投资与创收的积极性，避免企业过早地把生产与供应链转移到国外，并且让各类企业不受所有制限制，都可以在国内的大市场上公平竞争。

为了在中期内提高生产率，鼓励企业层面的创新只是一个小部分。更重要的是提高跨企业、跨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一个可行的措施是改革户籍制度，让更多人才享受集聚效应；另一个可行的措施是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获得银行信贷和政府牌照方面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根据中国过去的成功经验，降低准入和创业壁垒是改善中期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途径。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可以分解为集约型增长（现有企业平均规模的增加）和外延型增长（企业数量的增加）的总和。张晓波和我对中国制造业增长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增长奇迹时代，外延型增长约占整体增长的70%。换言之，中国在经济改革全盛时期的经验教训在今天还是很有价值的，改革的一个具体内容就是减少和消除准入和创业的障碍。

近十年来，中国的劳动年龄群体一直在下降（与其世界市场竞争对手越南和印度的劳动力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这或许是中国经济增长长期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许多提高劳动力数量的政策选项看起来都不怎么有效（如试图大幅提高出生率、推迟退休年龄或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有些原则上可以在纯经济基础上起作用（如大量引进外国劳动力），但可能涉及经济学之外的复杂情况。

相比之下，着力提高劳动力素质更加靠谱。中国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包括提高中国农村高中或职业学校的入学率和完成率。利用无处不在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此前专注学龄阶段的在线教育企业家，也有望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但目前中国可能需要一个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来鼓励这一领域的创业。

最后，与其年复一年紧盯着GDP的高增长，中国应该更重视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它们本质上比GDP增长更重要，而且对劳动力的绝对规模或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要求更低。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并不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等领域建议。编辑：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