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出海”,何以突围
导语
协同发挥新能源汽车“出海”的中国力量和上海优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8月中国汽车出口量达30.8 万辆,同比增长65%,这也是历史上首次超过30 万辆。2022年,中国汽车出口311万辆,同比增长54%[1],已经超过美国、德国成为世界即日本之后的第二大汽车出口国。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稳步增长。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由2018年的14.7万辆上涨至2019年的25.5万辆,增长了73.5%。2020年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为22.3万辆,受新冠疫情冲击影响,较2019年减少了3.2万辆。虽然2020年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同比下滑,但出口额与2019年相比增长135.7%[2]。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结构中,纯电动乘用车出口量占比最大。按照海关总署的统计口径,2022年中国出口新能源汽车(电动载人汽车)总量为106.4万辆,其中纯电动乘用车出口量为94.5万辆,比2021年增长89.4%,占新能源乘用车出口总量的89.4%。插电式混动乘用车出口94447辆,同比增长118.8%,占比为7.7%[3]。
现阶段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国际化进程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除上汽、吉利、比亚迪等传统车企表现较为亮眼外,哪吒、理想、蔚来等一批新势力车企也在加快海外市场的布局,开启全球化的新征程。
新能源汽车“走出去”的羁绊
中国新能源汽车具备了全球化发展的优势条件,但也面临诸多困局:
第一,现阶段主要是以整车出口的方式进行海外业务拓展,滚装船资源紧缺限制了相关业务的开展。单个车企尤其是新创车企单独负担滚装船造价难度较大。
第二,电动车出口市场混乱,存在外贸“内补外销”的情况,严重扰乱了市场以及相关品牌的信誉。缺少统一的汽车企业联盟组织,国内企业相互之间存在相互压价的现象。
第三,缺少了解各国法律的相关人员。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车在适用法律方面不完全相同,各个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法律是有差异的,尤其是对于消费者隐私、数据传输等方面要求迥异。因此,中国新能源车企打入国际市场的难题之一是缺少相关专业团队。
第四,纯电动车企业“走出去”需要足够的金融支持。现阶段对于海外业务的金融配套措施不足造成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举步维艰,拖慢了车企“走出去”的进度。
第五,各个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准入标准不同。国际市场的准入标准与国内不同,中国新能源车企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来满足当地政府对于新能源汽车进出口管理的要求。
顶层设计:强化国际产业竞争新势力
图源:VEER
中国虽然在新能源汽车应用上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由于汽车行业起步晚、长期依赖合资等原因,中国汽车产业在国际化进程中缺少明确的战略。同时,中国对汽车产业的投入大多限于企业层面,缺少政策支持、金融服务、产能分配、供应链构建这些更高层面的关键资源投入,缺少沟通协调机制方面的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进而导致中国车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缺乏关键性外部支撑环境,这种局面不利于系统构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首先,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层面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确立未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国际化发展框架原则,创新性应用相关国际通行规则,形成中国特殊的正负面清单制度;用好国内、国际化政策,积极开展国际高水平对话,构建国内、国外双循环新格局,以国内市场促进国际市场的开拓,实现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真正地走出国门。
其次,国家应鼓励并支持相关产业的科技创新。产业应着力突破核心技术,解决供应链中关键零部件“卡脖子”难题。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在于电动化和智能化,实现车用操作系统内核国产化是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安全的重要环节。
再次,我国现阶段新能源汽车出口的目标市场主要是东盟、中东、欧盟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根据“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内容,由中央牵头,协调商务部、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海外产业园的建设,深度结合国际资本以获取当地优惠政策的支持并逐步实现供应链全球化。开辟专门的渠道方便新能源汽车企业快速走出国门,协调海关等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出口车型认定、许可证申领制度环节,方便企业开展出口业务。
最后,新能源汽车出口法规亟待健全。未来五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布局的战略契机,必须把握住这一战略机遇窗口期,积极开拓全球市场,设立中国标准,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国际化。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中央政府健全相关出口法规,制定新能源汽车出口标准,完善整车出口流程,保障汽车企业的利益。
上海协同:凝聚金融、经贸、研发力量
图源:VEER
第一,充分发挥上海金融优势,对于新能源车企提供金融支持。建立政府牵头或有政府背景的海外发展支持政策和资金,建立海外投融资平台[4]。满足企业电动汽车生产资金需求,助力新能源汽车出口走向海外市场。加强金融创新力度,不断提升供应链金融服务中国新能
源汽车国际化的能力,协同推进“产业+金融+技术”深度融合,推动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应用发展,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与金融服务链的精准匹配。
第二,发挥上海国际化港口优势,便利新能源汽车出口。不同于普通货物的集装箱船运输,汽车整车出口需通过特种运输船舶——滚装船运输实现。新能源整车出口量的快速增长,使滚装船运力不足的矛盾凸显。一方面,上海可以推介高效便捷的海铁联运物流方案,精细化组织安排,确保新能源汽车安全快速装运;另一方面,加大对江南造船厂等滚装船制造企业相应的支持,扩大中国航运企业在滚装船运输行业的占比,满足国产新能源汽车整车出口需求。
第三,鼓励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构建关键零部件技术和产品供给体系。布局新一代电池等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加快出口车型设计工作,加大汽车智能化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建设国家级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支持企业开展对车用芯片、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的联合开发。把上海建成国际化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和研发中心。
第四,上海充分发挥人才储备优势,政府牵头成立新能源汽车国际化发展协同推进组织,建立“政府—企业—专家智库”多方联合的产业协调机制和对话交流平台,搭建新能源汽车国际化发展专家智库,助力新能源汽车走向国际。
注释: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2022 年汽车出口情况简析 [EB/OL]. (2023.01.12) [2023.02.12]. http://www.caam.org.cn/.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2020 年中国出口新能源汽车(电动载人汽车)情况 [EB/OL]. (2023.01.12) [2023.02.12]. http://www.customs.gov.cn/.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2020 年中国出口新能源汽车(电动载人汽车)情况 [EB/OL]. (2023.01.12) [2023.02.12]. http://www.customs.gov.cn/.
[4] 王东升. 我国新能源汽车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 [J]. 汽车文摘, 2022(3): 34-43.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并不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等领域建议。编辑:葛雯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