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货币：央行数字货币的攻守之道

导语

加密货币被视为对货币主权的威胁，而央行数字货币则被视为国家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保护和开拓货币主权的机会。

尽管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认为，货币是在以贸易为基础的社会中自然产生的，是满足供需双方需求的一种手段。但是从历史来看，货币总是作为一种国家体系下的产物。货币和国家是彼此强化的关系。政府通过垄断货币的创造来彰显其权力，被垄断的货币创造也使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合法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很少有国家可以容忍有其他创造物颠覆其对货币创造、分配和控制的权力，更不用说重新定义货币的企图。因此，从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到以天秤座为代表的算法稳定币对货币体系的冲击是巨大的。本文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国家与货币的互动关系出发，解释加密货币突破性创新的缘由，并讨论中国发展央行数字货币的机遇和挑战。

从国家视角理解货币

货币通常被定义为它所执行的功能——记账单位、价值储存或交换媒介。就货币的核心而言，它是一种计量单位，衡量的是债权、债务关系。从历史发展来看，以物易物的前提通常是人们彼此了解，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信任基础。考古记录显示，信用体系的建立比硬币的发明早了几千年。货币的信用理论认为，货币只是一个抽象的计量单位，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而只是用来执行清算信贷账户的职能。[1]  以太平洋上的雅浦岛为例，该岛居民一直依赖被称为“Fei”的硬币，它由大型坚固厚重的石轮组成，直径从一英尺到十二英尺不等。对于岛民来说，他们不会用烦琐的“Fei”进行交易，而只是相互抵销债务，只有在两个岛民之间的未偿余额变得相当大的时候，才会使用“Fei”。[2] 因此，货币是一种基于信任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别人愿意接受的任何东西。那么如何认定一种特定的货币会被接受？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在其1905年出版的《货币的国家理论》一书中假设，“一个国家的货币不是强制民众普遍接受的，而是在国家公共支付的办公室里被接受的；针对货币标准的选择不是为了彰显其作为金属的价值，而是为了影响商业上与重要邻国的交流。”这种将货币的价值归因于国家地位的说法也被称为货币国定论（Chartalism）。[3] 人类学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假设来解释货币。[4] 假设一个国王想养活一支五万人的军队。在中世纪的条件下，管理这样一支军队可能会在几天内消耗掉其营地周围十英里内的任何可食用的东西；除非他们在行军途中，否则光是寻找、获取和运输必要的食物就需要雇用几乎同样多的人和牲畜。但是，如果国家只是向士兵发放硬币，然后要求王国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义务向国家支付这些硬币中的一枚，那么国家就会在一次战争中把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一个为士兵提供补给的巨大机器。因为每一个家庭为了得到硬币，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向士兵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仅仅通过政府的支出和征税行为，货币就被创造出来。因此，货币被定义为国家的产物，其由国家创造的效力与货币的材质并无本质关系，而是取决于国家是否接受将其用作纳税的手段。

货币私有化：从区域货币到加密货币

图源：VEER

货币的本质是债权而不是商品，货币最初的形态是允许私人欠条作为一种交换媒介流通。这种基于欠条的信任关系在紧密的社会中更容易得到满足，在那里每个人都认识彼此。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区域货币（Local Currency）。出于对本地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区域货币在20 世纪90 年代兴起，意在以城镇或地区为目标，促进当地财富的创造。但是，区域货币的普遍缺陷在于其流通和采用率较低。一旦民众开始与非本区域的各方进行交易，区域性的货币体系就会崩溃。正如格雷伯所观察到的，支撑区域性货币系统的关键因素是信任。[5]具体而言，该货币体系衡量一个人对其他人的信任。加密货币试图通过代表一种新的社区形式来解决以前区域货币的地理限制，这与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von Hayek）所倡导的货币非国家化相一致。[6] 匿名的比特币创造者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 了解信任在维持私人货币方面的核心作用，在9页的比特币白皮书（《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中，“信任”与“被信任”的字眼出现了13 次。中本聪认为，比特币的成功是以缺乏信任为前提的。[7] 比特币带来的突破性创新是指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存在一个系统可以允许用户自由地传输价值，而不必相信系统的任何其他用户或任何类型的中介。比特币作为一种以数据为生产要素的数字资产在网络中流通，比特币网络具有独立于现有货币体系的清结算功能。有些人把这种区块链带来的信任关系叫做“机器信任”，这种信任关系也被称为“无信任的信任”。[8]如果区域货币要继续发展，大概率会以加密货币的形式延续其价值使命。以比特币和以太坊形式出现的去中心化金融（DeFi）克服了传统私人货币的空间限制。虽然许多学者和市场评论员都认为加密货币由于其波动性而无法履行货币职能，一致认为加密货币是一种糟糕的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9] 但是，如果从货币的信用理论视角来研究加密货币，可以看出其构建的数字资产网络的信用价值，即价值储存，尤其适用于在公共区块链上运行的加密货币。学者Steffen Murau 和Tobias Pforr 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货币创造：中央银行信贷、商业银行信贷和影子银行信贷。这三种形式都可以出现在一个国家的管辖范围内，只有第一种是在国家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而加密货币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影子银行信贷的货币网络。[10]尽管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创造了新的信任形式，但加密货币在实现货币的三个功能方面还没有对法定货币形成有意义的挑战。这部分是出于设计上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国家处于构建社会信任的统治者地位。比特币的软件将流通的硬币总量限制在2100 万枚，使其供应几乎没有弹性。[11]历史表明，对于所有货币，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货币，无弹性的供应会导致价格波动。因此，就目前而言，大多数加密货币的价格波动太大，无法在日常交易中使用。此外，大多数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用来达成共识的过程，即通过每个节点都验证和维护一个相同的账本的方式，相较于传统的中介支付系统，是缓慢和低效的。

并且极少有国家承认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是法定货币，这意味着，根据法律加密货币还不能用于解决公共或私人债务，或履行金融义务。不过，一些司法管辖区已经赋予了加密货币法定货币地位。2018 年，俄亥俄州成为美国第一个接受比特币付税的州。2021 年6 月9 日，萨尔瓦多成为第一个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该国超越了一般法律对法定货币的定义，要求每个经济主体接受比特币作为货物或服务的付款方式。经济学家乔治·塞尔金（George Selgin）将这一规定称为“强制性货币政策”，并指出这是旧时代政府在绝望中的最后手段。[12] 

围堵私有货币

图源：BBC News

2019 年6 月，脸书（Facebook，现更名为Meta）发布的天秤座（Libra，现更名为Diem）的白皮书轰动全球。公司在发布天秤座之前已经因为潜在的反垄断行为和在美国选举中的干预作用而受到审查。这些担忧大多可以归入“规模”这一主要关切之下。

稳定币是指针对目标价格保持稳定价值的加密货币。脸书宣称的目标是将天秤座及其数字钱包子公司、其他通信服务平台整合在一起，以便用户可以像发送消息一样轻松地发送货币。[13]没有人怀疑脸书有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能力，而且通过稳定币的设计方式，天秤座有能力消除阻碍比特币和类似加密货币发展的价格波动风险。天秤座起初计划由“一篮子”银行存款和短期政府债券实现完全支持。储备金以“一篮子”国家货币为基础，支持脸书将天秤座打造成全球货币的决心。但这一设想很快就被美国国会否决，天秤座随即将其稳定币改为只与美元锚定。然而，这一设想也并未成功。如果以脸书为代表的美国互联网巨头成为一种新形式的主权实体，因其范围和经济影响之广，可能会替代一些政府职能。

通过技术棱镜评估货币会忽略货币作为社会技术的制度作用。就像天秤座一样，即使稳定币完全与美元绑定，随着稳定币被使用得越多，与美元的联系就变得越不重要，历史上，美国就是通过这个过程逐渐使美元与黄金脱钩的。一旦天秤座项目成功，未来将会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自成生态、自建货币体系。可以预见的是跨国企业的私人数字货币项目将会受到来自各国的“围剿”。

央行数字货币：防御与开拓

图源：VEER

在当下金融全球化的世界中，货币主权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各种形式的数字货币作出反应。这涉及国家视角下货币主权的概念革新，国家管理领土化货币的职能不仅仅局限于发行货币、决定和改变该货币的价值，以及监管该货币或任何其他货币在其境内的使用权利。有效的货币制度更体现在国家通过控制公共货币、监管公私货币和管理私有货币以实现其经济政策目标的能力。这也是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背景。

央行数字货币就是在私有货币发展背景下重新被各国所提及和关注的。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是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形式的一种延伸，未来也可能成为商业银行信贷的工具。例如，数字人民币是一种混合模式，它是中央银行的“直接债权”，但“授权运营商”，如国有银行和互联网公司作为中介机构，为用户提供电子钱包和服务。因此，CBDC是受监管的数字货币，它承诺了数字货币的便利性，同时保留了国家的控制与监督。CBDC 也具有跨境支付功能，这涉及复杂的国际清算机制、外汇政策和合规要求。

目前，数字人民币（DCEP）的设计是清晰的。数字人民币是一种面向个人用户的CBDC，具有双层分发机制，与银行账户松耦合。DCEP 有能力防止境内的犯罪活动，限制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但前提是银行为所有数字人民币存款提供100% 的准备金。因此，数字人民币的广泛使用可能导致商业银行产生银行货币的能力下降。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是央行推动数字人民币的一个重要动机。一方面，数字化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全球价值储存体系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数字化可以推动数字人民币成为国际支付的交换媒介。目前，我国由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联酋中央银行共同建设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就是一个案例。如果CBDC被用于跨境支付，其影响力就会迅速超越国家领土范围。

数字人民币能否成为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规则的改变者，主要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转换为类似于美元的跨国记账单位，以及它能否作为一种新形式的电子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在成为跨国记账单位这方面，目前中美两国在货币权力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一方面，美元是一个全球记账单位，有大量的离岸货币创造。尽管受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9 年的新冠疫情影响，美国在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特权地位短时间内仍然难以超越。另一方面，人民币主要是一种地域性货币，离岸业务相对较少。不过，近期俄罗斯、巴西、伊朗等国开始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并建立人民币结算中心，这无疑为数字人民币国际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成为电子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方面，数字人民币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与其他国家支付系统的互操作性。制定全球标准对加强数字人民币的影响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需要以国家或公司为主体积极参与到研究和开发数字货币的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来。其中，提高透明度是至关重要的，这有助于让更多国家了解我国DCEP 相关的基础技术和我国在支付系统设计上的思路和见解，从而扩大数字人民币的影响力。CBDC 的国家发行者对其货币享有控制权，包括发行货币和监管，以及对该货币的使用进行编程的权力。因此，我国参与塑造数字货币的标准至关重要。

然而，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当前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挑战。从CBDC 的发展格局来看，我国似乎被排除在OECD 国家的标准制定过程之外。2020 年，国际清算银行（BIS）与欧盟、日本、加拿大、英国、瑞典和瑞士中央银行共同成立CBDC 小组，开展方案合作与案例研发。

2021 年，G7 发布13 项关于CBDC 实施的政策原则，这也是世界范围内首个CBDC 技术类规范和行动准则。尽管我国数字人民币在国内的试点项目不断增多，但是目前并没有OECD 国家的国际标准制定过程。因此，中国是否对OECD 国家的CBDC 国际标准制定产生了影响还不确定。此外，数字人民币全球化的另一个挑战是制度挑战，因为我国的货币主权实践仍然坚持属地货币的原则。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 Mundell）和J. 马库斯·弗莱明（J. Marcus Fleming）提出的“三元悖论”原则指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三大金融目标，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14]因此，对于我国来说，继续全面的资本管制也将制约人民币的国际化。进一步的国际化与我国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规划和对货币主权的重新定义相关。放宽对资本流动的严格限制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民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可信度和吸引力。

综上所述，我国对数字人民币的推动同时具有防御性和开拓性。加密货币被视为对货币主权的威胁，而央行数字货币则被视为国家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保护和开拓货币主权的机会。正如戴维·伯奇（David Birch）在其《货币冷战》一书中提到的，现存货币体系的运作模式本质上是根据国际特定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动态交互所形成的阶段性制度安排。[15]因此，货币必然随着这些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注释：

[1] Martin F. Money: The Unauthorized Biography — From Coinage to Cryptocurrencies[M]. New York: Vintage, 2015.

[2] Furness W H. The island of stone money, Uap of the Carolines[M]. Philadelphia: JB Lippincott Company, 1910.

[3] Knapp G F. 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M]. Martino Fine Books, 1924.

[4] Graeber D. Beads and money: notes toward a theory of wealth and power[J]. American Ethnologist, 1996, 23(1): 4-24.

[5] Graeber D. Beads and money: notes toward a theory of wealth and power[J]. American Ethnologist, 1996, 23(1): 4-24.

[6] Hayek F A. 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 (1976)[M]. The Money Changers. Routledge, 2015: 157-160.

[7] Nakamoto Satoshi. Bitcoin whitepaper[EB/OL]. (2019.07.17)[2023.04.27]. chrome 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 huobi-1253283450.cos.ap-beijing.myqcloud.com/1543476765952_IgOT7VVGO4Vr3QUjymBa.pdf.

[8] Vigna P, Casey M J. Cryptocurrency: how Bitcoin and digital money are challenging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M]. London: Bodley Head, 2015.

[9] Foley S, Karlsen J R. and Putniņš, T.J. Sex, drugs, and Bitcoin: How much illegal activity is financed through cryptocurrencies?[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9, 32(5): 1798-1853.

[10] Murau S, Pforr T. What is money in a critical macro-finance framework?[J]. Finance and society, 2020, 6(1): 56-66.

[11] Nakamoto Satoshi. Bitcoin whitepaper[EB/OL]. (2019.07.17)[2023.04.27].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 huobi-1253283450.cos.ap-beijing.myqcloud.com/1543476765952_IgOT7VVGO4Vr3QUjymBa.pdf.

[12] Selgin G. Free banking and monetary control[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4, 104(427): 1449-1459.

[13] Timothy G. Massad. Facebook s Libra 2.0:why you might like it even if we can t trust Facebook[EB/OL]. (2020.06.22)[2023.04.27].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facebooks-libra-2-0/.

[14] Boughton J M. On the origins of the Fleming-Mundell model[J]. IMF Staff Papers, 2003, 50(1): 1-9.

[15] Birch D. The Currency Cold War: Cash and Cryptography, Hash Rates and Hegemony[M]. London: London Publishing Partnership, 2020.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并不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等领域建议。编辑：葛雯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