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美欧日拉了个“群”挑战世界贸易格局，中国应加强在WTO改革中的话语权

发布时间：2018-08-21     

美国与欧盟突然宣布贸易“休战”。稍早前，欧盟与日本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加之美国拟与日本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一个由西方发达国家发起建立的“贸易伙伴群”呼之欲出，似乎撇开了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系。

对此，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表示：“美欧日联合起来建了一个‘群’，确实会对当前世界贸易格局有所影响；如果美欧日联盟通过对WTO规则的修改，单方面针对中国进行制约，当然对中国有不利之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

美国与欧盟‘贸易休战’同时释放出一个信号，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美国所谓的向‘零关税’过渡，其实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一致。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没有多少国家在降低贸易壁垒上比中国迈出过更大的步伐。”至于对WTO规则的修订，中国也可以欢迎并积极参与，因为许多现有的规则对中国与世界都不利。

从“第一敌人”到联合“建群”，美欧贸易“休战”

华盛顿时间7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重启谈判，在谈判期间不再加征新关税，致力于消除现有的关税壁垒，增进双方服务业、农业之间的贸易数额，并降低对国内汽车、工业用品的补贴，同时削减欧美贸易战升级的疑虑。

一度将欧盟视作“第一敌人”的特朗普，为何突然与欧盟达成“休战”协议？

在魏尚进教授看来：“美国与欧盟达成‘休战’协议是基于双方的贸易规模和企业需求。美国与欧盟是相互之间最大的贸易伙伴，一旦打起‘贸易战’，美国企业和欧盟企业都会遭受冲击。”

魏尚进教授分析，特朗普此前威胁要对欧盟汽车及其零部件征收20%的关税，或许只是一个“谈判艺术”，这一招能对欧盟尤其是德国造成重大打击，但目的是让对方不战而降。

公开资料显示：美国占到欧盟汽车出口总额的25%，但欧盟企业在美制造的汽车占美国汽车产量的1/4，且戴姆勒、宝马和大众集团等德国车企在南卡罗来纳州、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等地都设有工厂，而这些州正是共和党的票仓。根据德国汽车制造商协会公布的数据，德国汽车制造企业和供应商在美国国内提供创造的就业岗位数多达116,500个。

“‘贸易战’不是目的，只是特朗普‘谈生意’的手段。”魏尚进教授认为，“特朗普的个人经历决定了他的政策主张更多的关注眼前利益和商业利益。”

根据欧盟披露的数据，2017年美国是欧盟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贸易额高达6,310亿欧元，占到欧盟货物贸易额的16.9%。一旦欧美自贸协定生效，每年将分别给美国和欧盟经济额外创造690和1,190亿欧元的产值。

美国与欧盟的“贸易战”始于2018年6月1日，美国对进口自欧盟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和10%的关税，随后欧盟以农产品作为武器进行反击，6月22日起，欧盟对自美国进口的价值28亿欧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包括了摩托车、农副产品、烟酒、钢材等产品。此后，特朗普多次提及将考虑对欧盟汽车征收关税。

在与欧盟握手言和之后，美国又试图开启与日本关于FTA的谈判。美国似乎希望通过多个双边谈判冲击WTO多边贸易机制。

对此，魏尚进教授指出，这与特定的历史和发展阶段有关。二战后，美国一直倡导多边贸易机制，这是因为美国经济长期占绝对主导地位，二战刚结束是美国占全球经济贸易规模的1/2，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与第二大经济体的差距较大。

“一般而言，大国在双边谈判里的优势要大于在多边谈判里的地位。从纯经济利益角度，美国并不一定需要大力鼓吹多边贸易体系。但美国要当世界领袖，就会有经济利益之外的考虑。要让其它国家接受美国这个‘群主’，愿意入群并留在群里，办法之一是自己主动接受群规的制约。反正作为群主，在群规的制定上，发言权最大。”

“中国的崛起，使得美国原本支持多边贸易的条件发生改变。”魏尚进教授分析，“美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且经济总量与第二大经济体的差距不断被缩小。美国的WTO体系的“拥有感”、“群主感”有所下降。特朗普想起了美国作为大国在一对一谈判中的优势，于是在上台后，选择打击多边机制，转向他认为对美国有利的双边直接对话。”

中国可欢迎并更多参与WTO规则改革

与美欧日看似一团和气的表象不同，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欧日同盟是否会成为中美贸易“分水岭”？

魏尚进教授指出：“原先，中美贸易谈判的主要途径是，中方通过购买美国商品降低贸易逆差，效果不尽如人意，并不能促进中国经济改革。相反，美国此前单方面‘毁约’，反而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坏事。”

那么，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抱团”，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魏尚进教授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首先要认清一个事实，一国的关税壁垒和投资壁垒对百姓和企业都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会增加百姓购买国际商品的成本，也会增加中国企业购买中间商品的成本，从而降低国际竞争力。理论上说，由于中国是大国，最优贸易壁垒不一定是零。 但即使没有关税，因为运输成本、海关通关已经让国际贸易成本上升， 关税的维持可能是弊大于利。

“还有一种说法是，取消关税和投资壁垒会对就业产生冲击。”对此，魏尚进教授进一步解释，“但中国加入WTO这些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有能力应对这样的冲击，并且很快作出产业结构的调整。 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用开放的压力来促进国内的改革，而一旦国内改革做到了，往往会帮助国内效率相对较高但对决策影响较小的”弱势企业群体”，从而给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这次贸易摩擦带来的外部压力，用好了也可以为改善资源配置、促进增长带来机会。”

另一方面，对于“美欧日联盟挑战WTO多边贸易体系，将针对中国重新制订贸易规则”的说法，魏尚进教授认为，“中国不能让美欧单方面改变WTO规则。其实，中国对WTO规则也有改革述求，比如对于企业倾销行为的定义、反倾销税的制定方法，成员国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做法、出口限制等。此前，中国并没有机会参与WTO规则的制订，在这一轮WTO改革中，中国应该更多地参与到规则制订中，增加自己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

魏尚进教授还强调，“在WTO规则改革的谈判中，中国可以借此澄清WTO规则和产业政策的关系。”此前，国际社会有一些关于“中国制造2025”的抱怨，认为“中国制造2025”会损害在华外企的利益，“但产业政策本身以及‘中国制造2025’，如果不对在国内的外资企业有歧视，就不该被定义为违反国际规则。此外，美国是大国，中国也是大国，如果要有更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中国也不会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