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军：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现“中国面孔”是早晚的事

发布时间：2020-10-15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已于近日颁布，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家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逊，获奖理由为“对拍卖理论的改进和发明了新拍卖形式”。

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名单公布以来，中国学界、业界与公众在探讨拍卖理论的同时，也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何时将迎来“中国面孔”？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钱军教授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深度分析拍卖理论的广泛应用以及中国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距离。

1 诺贝尔经济学奖何时出现“中国面孔”？

半个世纪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已颁发了51次，共有86位经济学家获奖，华人经济学者为何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及外籍的华裔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赢得更多科学方面的奖项以及实现诺贝尔经济学奖零的突破，是早晚的事。但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或者一批）跟中国经济相关的问题及解答能够成为衡量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标准？我认为这个问题更加重要。

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发，而诺贝尔经济学奖是1968年才增设的，在1969年首次颁发，相比其他奖项，颁发年数较短，最近做的经济学研究最后得到诺奖评委的认可就很可能会有较长的滞后。比如今年得奖的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两位教授，他们所做的关于拍卖理论的开创性研究，实际上是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就完成了。

为什么跟中国经济相关的问题应当成为诺奖评选的标准？因为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经济发展到现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已经存在很多值得全球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同时，中国再往前发展，面临的很多问题也是全球共性的问题，比如人口结构老龄化叠加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保护正在加速恶化的（地球）环境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而针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包括政策制定，都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与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预期完全相符。

以去年获奖者所探讨的发展经济学问题为例，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两位教授研究的关于消除贫困的问题非常重要，他们也创造并完善了一套严谨的科学研究理论。

而他们的研究标的，主要以非洲、印度等国家为主。众所周知，纵观过去30年至40年，在全球范围内，无论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扶贫的角度，或者其他不同衡量标准来看，中国无疑是最成功的国家，中国的脱贫人口比非洲和印度的总和还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搞清楚中国是如何消除贫困并取得全社会发展的研究，可以说是美中不足吧。

其实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的主要思路，目前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主线，而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与欧美及与其历史关系较密切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所走的道路不尽相同，在发展的一些方面的差别也很大。加之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发展机制和路径并没有完全搞懂，甚至可能有些偏见，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取得的发展成绩及面临的问题，还没有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考量的标准。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在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经济将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能够实现经济恢复和正增长的国家；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引领并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因此，以中国问题为核心的、值得全世界经济学家探索研究的问题，早晚会放在诺贝尔奖评委的面前。

2 拍卖理论在这些场景广泛应用

拍卖这种交易形式，历史悠久。但是，从狭义角度看，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能会觉得拍卖的场景有限。想到拍卖二字，我们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场景就是专业的拍卖所，比如名画拍卖，这属于“英式拍卖”。

其实，拍卖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很广泛的。拍卖理论最后解决的是一系列的最优化问题，但其中的核心道理在包括资本和金融市场中都可以广泛应用。

其背后的逻辑，是通过合理设计交易机制，把交易量做活。

比如，股市中的新股IPO发行。通常上市公司有一个总融资目标，然后通过出售同样质量的多件产品来实现（也就是出售一定数量的单价相同的股票）。

此外，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资产的数字化。可以想像在不久的将来，数字化资产交易中心将会落地，不同行业的企业和机构将以数字化资产的形式来出售和交易不同类别的资产。那么如何把交易制度设计好，让交易充分、活跃，真正体现资产的内生价值？这种新型的交易场所制度的设计问题，也可以通过两位教授的多项理论为基础去解决。

还有特殊资产的出售。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发布会中提到的美国电信运营执照（频谱许可证Radio Frequency）的拍卖。两位教授尤其是Paul R·Milgrom教授领衔的团队提出了全新的拍卖方式，“同时出售所有波段的多轮拍卖”设计机制，为美国政府部门（FCC联邦电信委员会）解决了很多以往传统的拍卖形式解决不了的问题，并且通过这个形式的拍卖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总收入，为纳税人创造更多价值。

拍卖理论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应用场景，与环境保护相关，即碳排放的交易许可证的制度设计，该制度设计目前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进。

与前文提到的名画拍卖、股票IPO发行两种出售问题不一样的是，碳排放交易许可证制度设计的目标，除了要获得一定收入外，更重要的是在一定时间内让某些行业实现总碳排放量的下降，比如在五年内下降20%、十年内下降50%。

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是一纸行文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通过一个市场化的解决方案。

其核心是通过碳排放许可证的交易和交易形成的价格，来引导企业和行业重新规划自己的生产体量和技术，最终通过提高生产的效率来降低总的碳排放量。也就意味着，在一定的时间内，如果交易产生的碳排放许可的价格较高的话，企业就必须花高价购买同量的碳排放；而污染重的企业可能就会提速改进生产工艺和效率来降低排放量，从而达到了通过交易形成价格，让价格引导行为。

因此合理的价格是核心，而交易机制的设计，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同时盘活交易量。

总而言之，拍卖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场景，除了前文提到的数字化资产交易中心、碳排放许可证的机制设计，可以说在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经济的诸多相关的场景背后，都有拍卖理论的应用。关键在于引入拍卖理论的方法和结论，来帮助我们合理地设计出售和交易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