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魏尚进：解决贸易摩擦要打好“谈判牌”

发布时间：2018-10-25     

“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时，中国应将战略与战术区分开来。”10月17日，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在2018杭州湾论坛上说。

本此论坛邀请了来自海内外的政商学界精英，通过对全球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把脉、金融科技创新的趋势判断、监管新规的解读与剖析，探求金融科技和实体经济的双赢之道和国际金融科技中心的构建之途，为中国经济增长寻找新动力和新范式。

在主题为“全球贸易变局下的中国经济”的全体大会上，魏尚进教授作了题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危与机”的主旨发言，从中美贸易不对称、如何应对贸易摩擦、WTO规则改革等方面，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专业且精彩的分享。

美国税改是中美贸易摩擦祸首

魏尚进教授指出：“在美国政府看来，中美贸易的不对称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金额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金额；二是中国对出口的依赖远远大于美国对出口的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强调中美经贸的这种不对称关系，并认为这将成为美国在两国贸易摩擦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数据显示，中美贸易总体呈现顺差，但主要体现在货物贸易方面，而在服务贸易方面则是逆差，尤其在教育、旅游、金融保险等领域。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372亿美元，占美国逆差总额的59.3%。其中，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3757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6.3%；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为385亿美元，增长1.2%，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的15.9%。

在魏尚进教授看来：“美方的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如果考虑到两国产业链地位、产品附加值、服务贸易顺差等因素，中美贸易之间的这种不对称并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大。”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中美贸易的不对称？

魏尚进教授认为：“美国税改才是造成中美贸易摩擦的最大祸首。新税收立法将让美国在未来十年新增1万亿-2万亿美元的政府赤字，这一国民储蓄缺口不会通过私人部门储蓄的增加或投资的减少被抵消掉，这意味着美国和整个世界的贸易关系会进一步恶化，也意味着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每年将增加500亿-1000亿美元。”

2017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签署了1.5万亿美元税改法案，这标志着从今年1月起，美国逾30年最大规模减税行动正式启动。然而有市场人士担心，税改法案未必能够提振美国经济，却会使得美国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

应对摩擦需在战略战术上做区分

在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考虑降低关税壁垒和投资壁垒，或者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

对此，魏尚进教授强调：“降低贸易壁垒，对自己的品牌表面上会有冲击，设置关税壁垒的目的也是保护这些企业。但是，降低壁垒的过程同时也是促进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的过程。”

“中国加入WTO时，中国被要求做出许多改革，其中一项正是降低关税。”魏尚进教授进一步分析，“在加入WTO之前，中国汽车关税是120%，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平均关税在30%-40%，而今天的平均关税低于10%。关税的下降，当然源于很多别的国家的要求，但是降低关税本身代表的是中国老百姓买东西便宜了，物质生活丰富了。而且间接地，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使得进口的中间品价格低了，产品有竞争力了。”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经过多次自主调整，我国关税总水平将由上年的9.8%降至7.5%，平均降幅达23%。

魏尚进强调：“其实，中国对WTO规则也有很多的改革诉求，比如对于企业倾销行为的定义、反倾销税的制定方法，成员国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做法、出口限制等。此前，中国并没有机会参与WTO规则的制订，在新一轮的WTO改革中，中国应该更多地参与到规则制订中，增加自己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

在认清这种局面后，魏尚进教授认为：“要把改革开放和谈判的战术战略区别开来。一方面，对中国有好处的开放政策，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去做。另一方面，在贸易谈判中，坚持要求对方把他们的改革开放和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打好‘谈判牌’。其实不仅美国对中国有要求，中国对美国也有很多要求，比如中国要求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对海外对美投资的审批过程、条件要更透明；要求美国对反倾销行为的判定、反倾销税的执行中反市场原则的做法也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