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应对美国通胀上升引发的全球风险

发布时间：2021-07-01     

■作者：魏尚进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的通货膨胀持续加速，5月的消费者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5%，对此需要保持警惕不仅仅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全球政策制定者尤其是许多金融脆弱的经济体的政府也应做好准备，迎接美国利率上升快于并早于多数预测的风险。

美联储在过去12个月已经多次大幅上调了通胀预期。决定利率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在6月中旬的会议上估计，2021年个人消费支出的全年通胀率将达到3.4%。这比3个月前对全年通胀的预测中值高出整整一个百分点，更是一年前对2021年全年通胀水平预测的两倍多。

美国通胀上升背后反映的是临时性和结构性因素的综合作用。例如，与疫情相关的部分城市封锁导致产能下降，但大规模的政府刺激计划维持住了家庭部门的需求，并且使其中许多行业的需求超过了供应。一旦产能重新释放全部潜力，这部分造成价格上涨的因素就可能消失。

尽管不少美联储官员认为当前的通胀上升主要由暂时性因素造成，但当前通胀也具有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与疫情并不完全相关。首先，从2008年以来，美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处于扩张状态。尽管美联储为应对疫情引发的衰退，进一步增加了货币供应；但早在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的货币政策就非常宽松，即使在美国失业率处于几十年低位时也不例外。

此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大幅加征关税，在三年时间将关税税率均值从2018年前的约3%提高到20%以上。进口商品价格提高，对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尤为显著。对华加征关税也拉升了从越南和墨西哥等国进口商品的在美国国内的价格，以及许多美国制品的国内价格，因为这些产品是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替代品。另外，因为特朗普也对从中国进口的许多零部件加征关税，导致下游产品的价格随后上涨。拜登总统迄今为止还未对特朗普关税做出修正。

最后，特朗普2017年的减税政策和他及拜登总统随后的几波财政刺激计划都提振了总需求，进一步增加了总体价格上涨的压力。许多经济学家、包括一些民主党派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相对于美国真实的产出缺口，拜登的1.9万亿美元“疫情救援计划”远远超出了恢复经济增长的必要规模。

美国通胀上升会对国际社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需要关注的一大风险，就是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会有突然的动作：相比于目前美联储自己公布的相对温和的3.4%年通胀率预测，美国利率上升时间点可以更早、幅度可以更猛。目前比较温和的通胀率预测的前提是公众心里维持着一个“物价稳定锚”，也就是大多数美国家庭、企业和投资者依然相信，美联储既聪明又能干，总能够及时并适度地调整货币供应量，以防止通胀失控。

但是，如果美联储总是未能将通胀保持在理想的2%目标附近，那么公众的“通胀锚”就是脆弱的。到这个时候，除非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否则员工的工资要求和公司的价格制定都可能开始反映通胀飙升至5%或以上的可能性。

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美国利率大幅上升，两类国家可能会遭遇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第一类是外币债务比较严重的国家，它们向外国银行或在国际债券市场借款，本国的投资或消费比较依赖这样的资金。其中一些国家有大量短期外币贷款负债（到期时间不足一年）而外汇储备又相对较低。一旦美国利率上升，这些国家借新债还旧债发生困难，就特别容易发生严重的债务或银行危机。

第二类是采用固定汇率但其货币又被高估的国家。这些国家很容易在美国利率上升时受货币挤兑和汇率危机的影响。因此，如果美联储大幅收紧货币政策，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2到5年内中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将出现一系列债务和货币危机。由于巨额的外币贷款和高估的固定汇率并不相互排斥，一些国家可能会同时遭受几种类型的危机。（因为这里会包含一些从中国获得大量融资的国家，所以这一风险也需要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关注。）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通胀和利率政策对这么多的国家都如此重要。美国一打喷嚏，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国家就感冒。但其他国家不应指望美国因此改变其货币政策行为，也不应指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七国集团能够引导美国的利率走势更具全球视野。

没有列入以上两种风险类别的国家也需要应对输入性通胀的挑战。以中国为例，尽管中国目前外币负债金额较小并同时保持高水平的外汇储备，但中国对输入性通胀也深感担忧。为防止输入性通胀加剧国内通胀，中国人民银行需要根据情况及时收紧对经济的流动性供给。为了使得货币政策调节有效，中国人民银行需要或者引入更大的汇率灵活性，或者收紧资本控制。从长远来看，选择前者对经济有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