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供应链将呈现新趋势，体现多元化、区域化、绿色化和数字化的特点。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中国的创新体系，其中包括了政府、企业、高校等多元主体的关系。”

赵扬博士首先介绍了《大国产业链》一书的结构，全书分为宏观篇和产业篇。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产业链主要追求效率，这一点在加入WTO以后逐渐达到了顶峰。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和跨国公司的资本相结合，本国企业也享受到了集聚效应和技术扩散的好处，深度参与全球产业整合，效率获得大幅提升。当前，全球产业链调整开始从过去的追求效率转向更多重视注重安全，而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大国的规模效应。产业篇则从上、中、下游九大产业出发，阐述全球产业链调整的背景下各产业受到的影响及未来的展望。

赵扬博士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效率提升进行了深入全面分析。中国通过效率提升成为了世界工厂，效率提升的核心是引入市场机制以及通过WTO参与全球产业链整合。中国通过产业集聚、比较优势、规模效应等经济学机制实现了效率的提升，21世纪以来高技术行业的内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值之差逐渐缩小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证据。

从宏观经济视角来看，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是中美经贸合作。贸易方面，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国，也是贸易量最大的一对贸易伙伴。资本流动方面，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而中国是除美国以外最大的资本流入国。两国的要素禀赋高度互补，全球产业链的整合令两国经济都享受到了效率的提升。在中国加入WTO后，中美两国之间的要素价格走向均等化，一个体现就是中国的人均收入呈现向美国趋近的势头。而美国的公司则持续获得巨额利润。政府对产业链安全的重视，是导致全球产业链调整的主要原因。

赵扬博士进而提出，在美国政府视角下，产业链安全是确保美国在重要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从中国角度看，产业链安全主要是追求有关国计民生重大产业和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一大特征是在贸易关系之外涌现出了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资本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产业链整合。

赵扬博士认为，大国竞争本质上是关于持续、系统的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中国要确保产业链安全，关键在于建设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其中的重要的一环是建立起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赵扬博士进一步分析了逆全球化下的大国规模优势。他认为在此情形下，大国规模优势得到了增强，这主要体现在：知识型经济和创新具有公共品属性，放大了规模经济效应。而且，大国分摊公共服务成本的能力更强，单位成本分摊较低。赵扬博士相信，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具有规模优势，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尤其是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数量长期内优势明显。

“全球价值链会加速重组，疫情加速了全球化的转型和新旧要素更替。全球化将会迎来下半场，出现新机遇、新周期。全球化最后的赢家会是全球价值链生产端的升级和上游。”

黄毅教授首先从世界经济和资本市场正在面临的低增长、低实际利率、高通胀局面出发，引发听众思考，并提出了“全球经济最坏时刻尚未到来”的担忧。

在全球价值链中，贸易成本是最重要的构成之一。当前，全球正在经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预期作为货币政策调整的基础，会通过贸易成本影响全球价值链的运行。

黄毅教授具体分析了当前美国货币现状。疫情后美国的通胀问题、货币政策等给美元的地位带来了影响，美元的安全资产定位发生了改变。本轮美元加息后，美国债务成本的增加展示了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美元对全世界的强溢出效应使得美元加息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冲击。强美元对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有负面影响，尽管最终产品以本币计价更加便宜，但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全球的贸易融资会受到影响，最终影响到总产出。

黄毅教授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分析。价值链是企业间的链接，存在区域分工的特点。单个企业专注于特定环节，但是不生产全部的产品。贸易成本体现区域的价值链，信息成本反映了商业网络的区域特征，金融机构网络隐含了区域贸易融资和汇率风险。黄毅教授认为，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可能是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突破口，双方的贸易联系将从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走向新基建。

展望2023年，中国企业一直试图摆脱全球价值链中低附加值和下游部分，疫情加速了全球化的转型和新旧要素的更替，全球价值链会加速重组。中国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规模经济，随着中国供应商日趋成熟，全球市场很难离开中国供应链。东盟区域的经济增长快、人口结构比较年轻，也是大国产业链延伸的重要区域。黄毅教授认为，全球化将会迎来下半场，将会出现新机遇、新周期，全球化最后的赢家会是全球价值链生产端的升级和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