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降低性别歧视能够提高生产安全

发布时间：2021-05-17     

近日，一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重磅数据占据了主流媒体的显著位置。

2021年5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披露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根据统计，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除了人口老龄化、人口素质、人口流动这些变量，一些极富洞察力的经济学家也关注到人口数据中性别结构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近日，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谭之博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张晓波联合撰写的论文《致命的歧视：性别歧视与生产安全》（Deadly Discrimination: Implications of “Missing Girls” for Workplace Safety）马上要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著名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而其研究的内容恰好是性别结构对生产安全、工伤事故的影响。文章观点鲜明、独树一帜，表明降低性别歧视可以增加生产的安全，降低许多不必要的伤亡。

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中国、印度、越南、韩国和其他国家有数以千万计的女孩本应出生但没有出生，这种情况在文献里被称为“失踪的女孩”。此论文研究了“失踪的女孩”现象导致间接但致命的后果。由于中国疆土辽阔，重男轻女的思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各地不尽相同，这造成各地性别失衡的相对轻重也有不同。论文利用中国青年人性别比例在不同地区和时间上的差异及四个不同的数据库，研究性别失衡程度与当地生产的安全性的关系，发现了在婚龄女性短缺更为严重的地区，婚龄男性的父母群体遭受与工作场所相关的意外伤害和死亡的发生率显著更高，因此降低性别歧视能够帮助提高工作生产安全。

根据人口普查结果，我国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与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从性别构成上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稳步下降，性别结构得到改善。

那么，什么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我国当前的出生人口性别结构是否合理？

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叫婴儿性别比，在正常的社会和自然状态下有一个相对恒定的数值。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应地有102-107名男婴出生。因此，把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确定为102-107之间。出生性别比值下限不低于102、上限不超过107在国际上被视为正常理论值，过高或过低都被视为异常。

目前，我国的出生性别比高于102-107的正常比例，也就是初生男女婴比例高于自然比例，这样的比例主要来源于“选择性堕胎”。论文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期间中国的初生婴儿男女比例基本正常，但之后由于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重男轻女思想较重的部分家庭利用逐渐普及的超声波机器，在知道胎儿性别后选择放弃女婴。这种做法不合法，但很难完全杜绝。在过去的30年里性别失衡出现后逐渐加重，即男婴与女婴的比例逐渐上升。根据上一次普查数据，对应每100个女婴有118个男婴。性别失衡的区域差异很大。在样本中，一些地区每 100个女婴有97个男婴，另一些地区每 100个女婴有140个男婴。

这是严重的性别失衡，而这些“失踪女孩”又会对经济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由于出生性别比失衡，出生时女童严重少于男童，一定会造成适婚年龄段人口（90后和80后）也出现严重的性别比失衡问题，从而导致在婚姻市场上男性竞争加剧。为了提高竞争力，拥有适婚年龄儿子的父母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甚至从事收入更高、风险更大的工作来积累财富，比如建筑、采矿、与高温、危险物质频繁接触的工作，从而提高儿子婚配市场上的竞争力。在愿意接受高危工作人群足够多的情况下，潜在工人的议价能力减弱，许多雇主也会减少安全生产方面的相关投资，进而增加了工人在上述工作环境下发生工伤和死亡的概率。根据样本数据，2003年-2013年，尽管工资收入迅速上涨，我国41岁-60岁男性的死亡率增长了12%。

这份研究，实际上是魏尚进教授与其合作者具有创新与影响力的学术工作之一，“竞争性储蓄动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继续。今年正好是魏教授与合作者竞争性概念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十周年。在过去的十年里，魏教授与其合作者在一系列论文里将此概念用于分析房价、汇率、经常账户、企业创新等多个问题。

图为魏尚进教授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出席国家“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竞争性理论与传统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学相比，强调了人们在做储蓄、资产配置等决策时，会考虑每个决策如何影响其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包括本人或其子女在婚配市场上的竞争力。传宗接代是人类存在的重要动机之一。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经济条件好、地位相对高的男人找到配偶的概率要大于地位低的男人。在现代社会，财富是显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有男孩的家庭在婚姻市场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男孩的家庭不得不依靠更多的储蓄来增加他在婚恋市场中的议价能力。这样就导致全社会的竞争性储蓄，推高储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