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人口性别失衡如何影响经济

发布时间：2021-08-04     

■作者：魏尚进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在2021年5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里，我们看到全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490万。由于女性平均寿命高于男性，其实50岁以上人群中女多男少是一个全世界普遍的正常现象。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年轻人里男多女少的现象却继续存在。而在绝大多数国家，年轻人中男女人数基本相当，中国性别失衡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的主要就是年轻人口男女比例的失衡。从新生婴儿的性别比例看，当前的失衡情况已经有所缓解，但失衡的态势还没有消失。

我与几位合作者在过去十几年里思索并研究了性别失衡的前因后果，有一系列的研究论文阐述了年轻人口性别失衡对经济增长、储蓄率、贸易顺差、房价等多个问题可能带来的巨大甚至意想不到的影响。从2011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就此问题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到2021年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跨越十周年。

先从性别失衡与储蓄率的关系讲起。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即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一直位于世界前列。如果将负债考虑在内的话，美国的家庭储蓄率接近于零，而亚洲国家的储蓄率比较高，大概是百分之十几到二十；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超过百分之三十，比以高储蓄率闻名的其他东亚与东南亚国家还要高。但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储蓄率并不是从来都这么高，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家庭的储蓄率和其他东亚国家相比差不多。农村家庭储蓄率是从1990年的11.6％上升到2007年的29.1％，城市家庭从15.1％上升到31.9％，也就是说，在此期间中国家庭的储蓄率相当于翻了一番。

传统的储蓄动机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因此，我和张晓波老师提出了“竞争性储蓄率”的概念，我们认为竞争性储蓄率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竞争性储蓄指的是通过积累财富，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以满足个人强烈的生物和生理欲望。当竞争加剧时，人们愿意大幅调整储蓄率。一个人的储蓄相对于同年龄、同性别的人越高，其竞争地位就越好。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将导致三个变化：第一，人口数量的变化；第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第三，20年后出生性别比和婚前年龄人群性别比的变化。传统的经济研究提到“人口因素”时，往往只想到政策变化对人口数量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但竞争储蓄动机指向了第三个渠道———出生性别比的变化以及在未来几年内婚姻市场中年轻一代性别比的变化。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竞争性储蓄在数量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未来几十年也不容忽视。

求证竞争性储蓄动机

中国家庭储蓄率高企，很难完全由诸如生命周期理论、预警储蓄动机、文化习惯或金融发展欠缺等传统方式来解释。

竞争性储蓄这个概念是由我和张晓波于2009年提出来的，文章发表于2011年。它的含义是除了上述三种储蓄动机之外，居民还有一个储蓄动机是要增加自己或者孩子在婚恋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与标准的生命周期和预防性储蓄动机不同，竞争性储蓄动机完全是与他人竞争。这部分储蓄的直接目标是提高相对财富水平，其最终目标是提高在婚恋市场上的竞争力。

竞争性储蓄动机实际上是对人类特性的一个描述，是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储蓄的形式不仅包括放在银行里的存款，也包括所有资产的积累。在中国，对大多数家庭而言，最重要的储蓄形式或者资产积累的形式就是购房。提高储蓄率的具体形式，就是买越来越大、越来越贵的房子，或者买更多的房子。当然， 投资股票或其他金融资产也是储蓄的形式。

按照我们的逻辑，竞争性储蓄动机是各国许多居民的储蓄动机之一。那么为什么它在中国的表现强度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过去三十年里，年轻人中男多女少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使得对于有男孩的家庭，竞争性储蓄的重要性大大上升。这不仅推高了这些家庭的储蓄率，也通过房价与其他渠道，“传染”带动了其他家庭的储蓄率（相比之下，欧美国家年轻人男女比例在过去几十年里基本平衡，从而由竞争性储蓄动机带动的储蓄率没有发生变化）。

根据我们的估算，自2000年以来，中国婚前年龄人群的男女比例急剧上升所引发的储蓄竞争动机增强，在此期间对中国储蓄率的实际增长贡献了大约50％。事实上，包括新加坡、印度、越南、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也出现了婚前年龄人群性别比例失衡的现象。因此，竞争性储蓄动机可能在这些国家的储蓄率演变中也发挥了数量上的重要作用。此外，在性别比例平衡的国家，竞争性储蓄动机仍然存在并很重要，尽管由于这种储蓄动机的强度缺乏变化，很难估计其影响。

竞争性储蓄动机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性别失衡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来自中国婚恋市场的压力持续增加，源于中国不断增加的性别比例失衡，适婚男性越来越难结婚娶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适婚青年男多女少的现象。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讲，新生儿的男女比例大致为106∶100（在没有重大饥荒的社会中）；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段（15岁到35岁）男女比例基本是1:1。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男婴出生率略高是对男婴夭折率较高和男孩从事冒险活动死亡的自然补偿；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一般适婚夫妇中，丈夫要比妻子年长一些。所以正常的情况下出生婴儿的男女性别比大概是106∶100，这样出生时的男女比例，到了婚恋时期正好使得青年男女比例趋于平衡，全世界的普遍规律原本相差不远。

中国在执行计划生育之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这一比例大概是107∶100，换言之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基本相同。但执行计划生育之后，中国就出现了新生儿性别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而且越来越严重。2007年，中国男女婴出生时候的性别比例大约为120∶100；适婚年龄段的比例大约为115∶100。每１.15个男人对1个女人，意味着大概每九个男性里面有一个（从数学上说）是找不到配偶的，也就是说接近11％的男性找不到老婆。这就会出现问题，假设多数男孩的父母是希望孩子结婚的，这个时候能做什么？增加储蓄或人力资本投资都是竞争的手段之一。出现性别失衡的时候，男孩的父母希望通过积累财富来增加自己孩子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父母也可以在儿子的教育上投入更多，并督促他们在学校更努力地学习。因为性别失衡使得竞争性储蓄动机对储蓄的相对贡献，要比其他动机上升得快很多，造成储蓄率上升。

性别失衡加剧竞争性储蓄

除了竞争性储蓄动机的实证研究，我与杜清源（2011）通过数学模型，进一步推导了竞争性储蓄动机较严谨的理论模型，并由此出发研究竞争性储蓄动机如何对理解贸易顺差提供新的视角。我们的模型阐明了个人水平上的竞争性储蓄动机可以转化为整个经济总储蓄的重大变化的条件。从理论中可以总结出一些要点。

一方面，婚恋市场上供给过剩端的储蓄率将趋于上升。换言之，当出现男多女少时，男性更需要通过提升储蓄率来提高自己在婚恋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一点基本可以说是不言而喻。在男性相对过剩、结婚可能性降低时，男性或是未婚男孩的父母会倾向于增加储蓄。这是因为更高的储蓄在约会和婚姻市场上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信号和竞争工具。

另一方面，相对稀缺端的储蓄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当男多女少的情况出现或加剧时，女方储蓄率的变化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女性（和她们的父母）因为在婚恋市场上的谈判力有了提高，从而可以少储蓄多消费，反正可以搭上未来丈夫更高储蓄的“便车”。但是，另一方面，虽然男多女少让男性整体的储蓄率有了提高，但储蓄率特别高或条件特别好的男性仍然是有限的。这造成女性与女性之间也要竞争，而且在性别失衡严重时条件特别好的男性要比性别没有失衡时更值得追逐。为了与可能遇到的最好男性匹配而发生的女性之间的相互竞争，促使她们会提高而不是降低自己的储蓄率。此外，考虑到婚后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受到夫妻双方财力的影响，男方家庭的储蓄增加就会对女方家庭储蓄造成压力，这是一种储蓄压力的溢出效应。如果这种溢出效应是通过房价来体现的，那么这种效应在城市地区体现得会更加明显。因此，有女儿的家庭不希望减少储蓄，从而避免女儿为人妻后受到委屈。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对女方家庭储蓄决策的影响是相反的。

这些理论逻辑的讨论，表明女性或有女孩的家庭并不一定会因为男女比例失衡的出现或加重而降低自己的储蓄率。

在性别失衡严重的情况下，男孩更加优秀，财富增加也更快而女方家长希望女儿匹配上更好的男孩的动机也因此更强。但是特别优秀的男孩总数并没有增加，主要集中在少数的精英阶层。女孩想找到有限的、优秀的男孩，女方家长也会攀比和竞争，比如女方父母增加对女儿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储蓄率。

性别失衡持续影响经常账户

传统的储蓄决定因素只是亚洲国家高储蓄率的部分原因。关于竞争性储蓄动机的研究表明，许多国家的性别比例上升可能在维持高储蓄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或在近年来将储蓄率提升到新的高度。

任何一国，当其总储蓄超过总投资时，就会出现经常账户的顺差，也就是说，当一国的总储蓄不能完全由本国的投资来消化的话，剩余的储蓄会由别国的投资来消化。中国、日本、沙特、新加坡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当一国本国的储蓄不够解决本国的投资资金需求，就需要以经常账户逆差的形式借用别国的储蓄。美国就是这样的例子。结合我们对竞争性储蓄的分析，性别比例失衡是一些国家经常账户盈余背后的一个还没被充分关注的“缺失的”基本变量。杜清源与我的研究表明，性别比例失衡的出现或加重可能会导致经常账户的暂时的但持续多年的增长。当社会中的所有群体都完全适应了新的男女比例后，后者将转向长期均衡水平。尽管如此，过渡期可能长达10年。如果性别比例不是一次性增长，而是像中国那样持续上升，那么中国经济的经常账户盈余阶段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竞争性储蓄动机增强的情况下实现盈余，那么在转型期间，世界其他国家就必须共同实现经常账户赤字。

房产或成婚配市场“显贵”

所谓储蓄不仅是放在银行存款账户里的钱，而是所有个人没有花掉的收入，是推迟的消费。除了存款之外，购买金融资产、投资房地产也是一个储蓄的行为。在中国今天的情况下，对大多数家庭而言，购房是最重要的储蓄形式之一。性别失衡上升造成有男孩家庭购房的冲动和压力增加。这实际上是竞争性储蓄的一个推论。

在标准住房经济学中，房产被视为一种资产或一种消费品。然而，房产有时也被称为一种“地位商品”或“身份商品”，因为房产是一种非常可视、价值相对容易核实的财富形式，比银行存款、股票交易账户和许多其他形式的财富更能被观察到。婚配竞争通过竞争性储蓄动机会促使人们追求更大、更贵的住房。由婚配竞争造成的对房产的需求在所有社会中都可能存在，即使是那些没有性别比例失衡的社会，但其重要性不容易被观察到、不容易被衡量。

相对于收入的增长，中国的房价和其他一些经济体相比似乎上涨得太快。通常用来解释房价的理论，比如货币供给、城市化在这方面的解释不够全面。因为同样的因素也应该推高租金率，然而中国房价租金比也在大幅上升。

21世纪初以来，中国婚前年龄人群中男女比例的上升引发了婚姻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由于男多女少，女方的议价能力增加。在其他条件相等情况下，女方愿意嫁给拥有更多财富的丈夫；而男方会竭尽全力去购买一个超过其消费（和金融投资）需求的更大、更贵的房子。我们发现了一个信息丰富的互动效应：家中有一个未婚儿子，同时生活在一个性别比例高的地区，增加了一个家庭想拥有一套昂贵住房的可能性。通过微观数据分析发现，这种竞争导致房价非理性地上涨，解释了2003—2009年间中国城市房价上涨的30％～48％。

高性别比例的地区，住房面积更大，住房价格更高。这种通过住房的传导机制，在城市比农村更明显。具体来说，因为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住房市场截然不同，性别比例的上升可能会更多地推高城市地区的房价。因为男方父母通常希望帮新婚夫妇购置新房，所以房价高企加重了男方家庭的储蓄压力。另一方面， 有女儿的家庭（还有其他所有家庭）也需要买房居住，所以他们也不得不增加储蓄，缩减其他开支，来应对地方性别比例的上升。如果男方储蓄多用在女方本人身上，而不是女方父母身上，则女方父母更有压力增加储蓄。

我们通过数据核实发现，全国性别失衡越严重的地方，房价上升也会越快。如果我们用竞争性储蓄的框架去看数据就会发现，房价租金比在性别失衡严重的地方上升得特别快。性别失衡不是房价上升的唯一原因，当然也有很多投机因素和城市化的原因在发挥作用。但是性别失衡是房价上升以及房价租金比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这个因素不容易被认识到。

企业家精神在性别失衡中崛起

因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罗伯特·Ｍ．索洛 （Robert M. Solow）曾说：“一切都让米尔顿（弗里德曼）想起货币供给。而一切都让我想起性爱，但我不让它出现在论文里。”索洛没有把性爱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可能漏掉了一些影响增长的重要因素。性别比例失衡可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婚配竞争可以激励人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承担更大的风险，这是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并不是全新的。然而，年轻一代性别比例上升加剧的婚配竞争可能是中国总体增长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此前从未被系统地提出，也未得到过验证。

首先，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总量稳步超过了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从世界第6大经济体（即使没有调整购买力平价）跃居为第2大经济体。因此，任何能增进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及其未来前景的事情都具有全球意义。其次，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性别比例的不均衡在各地区之间很不同，以及大多数人在本地结婚的事实，都为研究配婚竞争的经济后果提供了难得的好机会。

中国经济增长有超过70％应归功于私营部门的崛起，而近70％的私营部门增长归因于新私营企业的诞生和增长。利用1995年和2004年两次工业企业普查的数据，我们发现更多的国内民营企业可能出现在性别比例较高的地区。

由于财富是一个人相对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为了存钱买房娶妻，有男孩的家庭首先得挣钱。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来说，如果不去冒险，经济地位很难提高，也就很难找到配偶。

这就产生了创造财富的强大额外动力。特别是有儿子的父母，对性别比例上升的反应是参与更多的创业活动，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更愿意从事不愉快或危险的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追求更高的预期薪酬。有女儿的家庭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应对更高的性别比例。这种企业家冒险精神对推动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作用。通过估算，性别比的上升每年给GDP增长贡献两个百分点。

通过对幸福感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当性别比例上升时，人们的幸福感会下降。性别比例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响大于更高性别比例所带来的额外收入（增长）的间接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性别比例刺激的额外增长是一种减少幸福感的增长（英语叫 immiserizing growth）。

“失踪的女孩”带来致命后果

竞争压力作为工伤和意外死亡的原因，在既往文献中尚未有系统的探讨。而我们发现，由于性别歧视，中国、印度、越南、韩国和其他国家有数以百万计的女孩本应出生但没有出生。这是人口数据中所谓“失踪的女孩”现象。由于出生时女童严重少于男童，之后婚龄女性的短缺导致许多育有婚龄儿子的父母为赚钱 提高儿子婚配市场上的竞争力而容忍不安全的工作场所。因此，“失踪的女孩”现象会导致间接但致命的后果。

父母群体死亡率的上升，特别是成年男性死亡率的上升与年轻群体中性别比例失衡的加剧有关。年轻男子或有儿子的父母在面对由男多女少引发的竞争压力时，会更拼命地赚钱，包括承担更多的风险来积累财富，增加他们（或他们的儿子）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然而，额外的辛苦工作和冒险行为是以更高的死亡率为代价的。

对于有儿子的家庭来说，性别比例失衡增加了外出工作的可能性，增加了外出工作的时间，也增加了参与高风险工作的概率，但对于独生女儿的家庭则不然。在性别比例失衡的地区，劳工市场上更多人、更多潜在雇员（potential workers）愿意忍受危险的工作环境（以换取高一点的报酬）。但是，当潜在雇员降低了对工作安全的要求、削弱了议价能力时，雇主也会作出反应，会降低对工作场所安全的投资。张晓波、谭之博与我的共同研究发现，一方面，在男女比例较高的地区，工会成立安全生产专门委员会的比例明显降低。另一方面，性别比例失衡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不太可能提供工伤保险，而这是雇主在工作场所安全方面投资的一个环节。

因此，在年轻女性短缺较为严重的地区，有适婚年龄儿子的父母群体遭受意外伤害和因工死亡的发生率显著更高。这些发现都揭开了过去10年中国中年死亡率，尤其是中年男性死亡率上升的谜团。

纠正性别失衡需要政策干预

性别比例上升导致总储蓄上升可能是一种过渡性现象，但由此产生的扭曲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得到纠正。导致性别失衡的直接因素之一是选择性堕胎，而其背后是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传统思想中重男轻女的观点，技术上年轻夫妇可以在婴儿出生前知道性别、政策上许多家庭的孩子数量受到限制。

重男轻女的思想是可以演变的。性别失衡造成男孩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这本身也会促使人们反思重男轻女的观念。这意味着男女失衡有一个自我纠正的机制。但是，如果性别比例要遵循均值自然回归过程，其回归速度是较慢的。我们的估算表明，性别失衡的自我纠正需要约两代人的时间。

在婚恋市场上的男女比例在接下来二十年里会先恶化再改善。做这个判断的逻辑很简单，因为五年、十年后婚恋市场上性别失衡的情况今天就可以知道了。

中国放开二孩对性别失衡以及竞争性储蓄、竞争性买房的影响分为两部分。第一，放开二胎的直接后果是新生婴儿中的性别失衡程度会降低。对大多数家长来说，并不是男孩越多越好，女孩越少越好。如果能有两个孩子，最好是一男一女。在这种情况下，新生婴儿里面性别整体失衡程度就会因为二胎政策有所降低。这个判断在数据里面也可以看到，放开二孩以后，新生儿的性别失衡情况普遍在改善，但是男女比例还是不平衡的。第二点，新生婴儿性别失衡的改善转化到全国的储蓄率上还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政策要影响适婚男女青年比例还要等到十几年乃至二十年以后。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提高储蓄率来增加婚恋市场的竞争力是一个零和游戏。也就是说，虽然所有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希望通过增加储蓄和减少消费来提高他们结婚的概率，但这样的愿望在总体上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整个国家的未婚青年人数最终是由性别比例决定的，而不是由总体储蓄率决定的。因此，性别失衡让经济中有更多的储蓄，人们牺牲了消费，却没有减少社会中无法结婚的人的总数。如果有一个机制让所有家庭都同比例降低为婚恋而提高的储蓄，这可以用于消费，提高幸福感，但不会改变婚姻市场的结果。然而，这样的机制是缺乏的。

认识到性别失衡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总储蓄无效上升，那么通过政策干预纠正性别失衡就师出有名。我认为，全面二孩或三孩政策都还不够，完全取消计划生育对性别失衡的纠正也太慢。我的建议是社会考虑专门为女婴的出生提供补贴。这样可以加速转变重男轻女的思想。

**本文节选自篇目《性别失衡对经济有多维度的影响》，经作者授权删改，全文刊载于魏尚进新书《寻找经济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