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对谈】看透美日联手“救日元”的合作背后(二) 丨灼见

发布时间:2026-08-07     

近日,美日罕见联手“救日元”,成为近期全球金融市场最受关注的政策事件之一。

在本系列上一篇中,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钱军与金融学副教授马畅、金融学副教授吴文斌展开对话,深层解读这一罕见举动背后的原因与双方诉求。这一篇中,三位教授将继续深究日元走弱的原因,以及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如何发挥中国经济的优势,现阶段需要达到的目标及重点关注问题是什么?

钱军

利差是日元走弱的重要因素之一,除货币政策差异外,压制日元汇率的深层结构性矛盾有哪些?

核心观点:

美日利差仅是表层诱因,能源依赖、套息交易、产业人口外流、高债务四大矛盾长期走弱日元;短期干预仅争取政策窗口,无法扭转基本面主导的长期汇率走势。

马畅

许多分析将日元贬值简单归因于美日利差,但利差仅是表层触发因素,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才是日元长期走弱的根源所在。以下从四个维度加以分析。

第一,能源结构的脆弱性——"避险资产"属性的消退

日本的原油供给高度集中于中东地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能源进口成本持续攀升,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进口商需持续卖出日元、买入美元以支付能源账单,由此形成了日元的刚性卖出压力。更深层的影响在于:日元作为传统避险货币的角色正被显著削弱。过去,每当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升温,资金往往涌入日元资产寻求避险;而如今,能源进口大国的身份意味着中东冲突对日本构成直接的负面冲击。油价上行带来的基本面利空已盖过日元作为传统避险资产曾经具备的吸引力。

第二,套息交易的路径依赖——全球套利体系的长期惯性

全球对冲基金长期遵循的套息交易(carry trade)路径为:在日本以极低成本融入日元,兑换为高息美元,配置于美债、美股等资产,获取息差收益。当前美联储政策利率处于3.50%至3.75%区间,日本央行即便在6月加息后也仅为1.0%,两国之间仍存在250至275个基点的显著利差。25个基点的单次加息远不足以从根源上改变套息交易的底层逻辑。

第三,资本持续外流的结构性态势

日本居民通过新NISA(小额投资免税制度)等政策渠道,持续将国内储蓄配置于海外资产。这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家庭部门追逐更高收益的结构性行为。与此同时,日本企业持续将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产业空心化趋势未见逆转,劳动力减少、能源供给不稳等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削弱了制造业回流本土的动能。资本呈长期净流出格局,对日元构成持续的基本面压力。

第四,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考验

高市内阁于2026年6月提出至2040财年推动官民合计370万亿日元以上的战略投资计划(该计划于同年7月21日经阁议正式决定),其中AI与半导体领域即达101.6万亿日元,但缺乏对应的税收筹措方案,高度依赖增发所谓"架桥国债"。IMF预测2026年日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为233.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居首。市场对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正在加剧。"贬值螺旋"一旦形成,仅靠汇率干预将难以打破。

概括而言,利差是日元贬值的直接触发因素,但能源依赖、套息交易惯性、资本外流与产业竞争力下降、财政可持续性隐忧这四大深层矛盾,才是日元长期走弱的根本原因。外汇干预仅能改变汇率运行的节奏,无法扭转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长期方向。联合干预为日本央行争取了政策调整的时间窗口,但无法替代货币政策正常化与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性推进。

吴文斌

本次干预只是“以时间换空间”的短期手段,无法扭转美日汇率的长期趋势。要理解日元为什么持续承压,需要把短期定价变量、现实传导渠道和长期结构性约束区分开来。

美日利差是日元汇率最直接的价格信号,但它并不是独立于日本经济结构之外的单一原因。日本的能源约束、国内资产回报、人口与产业结构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难度,共同决定了利差为什么难以迅速收窄,也决定了日元为什么缺乏持续自我修复的基础。

从短期定价看,市场最看重的是“预期利差”。截至干预发生时,美联储联邦基金目标区间为3.50%—3.75%,日本银行政策利率约为1%,两国政策利差为2.50—2.75个百分点。只要市场继续预期美联储降息较慢,而日本银行加息仍然谨慎,借入低息日元、配置高收益美元资产的套息交易就仍有盈利基础。

第一项更深层的约束来自日本的能源依赖和贸易条件。日本需要长期进口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当国际油价上涨并叠加日元贬值时,进口商的美元需求上升,企业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也会同时增加。2026年6月,日本银行企业物价指数初值显示,以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同比上涨29.7%,快于出口价格20.7%的涨幅,反映出输入成本上升的压力更大。

第二项结构性约束来自日本国内资产回报和长期资本配置。日本拥有庞大的海外净资产和投资收益,这本来可以为日元提供一定缓冲,但是,当日本国内潜在增长率、实际利率和投资回报长期偏低时,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会保持较强的海外资产配置倾向。海外净资产规模庞大因而不必然转化为即期外汇市场中的持续日元买盘。

第三项约束来自输入型通胀、货币政策正常化与财政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油价上涨和日元贬值带来的通胀主要表现为成本上升,它会压缩企业利润和家庭实际收入,却不一定伴随更强的国内需求。只有当通胀能够促使日本银行更快、更持续地提高政策利率,并改善日元资产的实际回报时,汇率影响才可能反转。但如果加息速度过快,可能进一步抑制国内需求,并增加国债市场和财政融资所面临的压力;如果政策正常化过于谨慎,实际利率又可能长期偏低,市场对美日利差持续存在的预期就难以改变。这种政策约束又会反过来强化套息交易,使日元作为低成本融资货币的角色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

因此,日元持续承压并不是单一利差因素造成的,而是多层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能源依赖和贸易条件影响外汇供求,较低的国内资产回报推动海外配置,人口与增长结构削弱国内投资吸引力,财政约束增加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难度,套息交易则进一步放大这些基本面因素。本次联合干预可以提高单边做空日元的尾部风险,改变汇率调整的速度,并为日本银行争取一定的政策时间,但无法替代基本面的变化。日元要形成更持续的趋势性转折,仍需要美日预期利差实质性收窄、能源与贸易条件改善、日本国内实际投资回报提高,以及潜在增长和财政可持续性预期改善。这就是“以时间换空间”的真正含义:干预争取的是政策调整窗口,而不是直接达成一个新的长期均衡汇率。

钱军

本次美日汇率协调,对亚洲外汇市场带来哪些启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核心观点:

多国协同干预可震慑空头,但资金与操作存在局限;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应发挥中国经济在能源安全、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及有效控制通胀等方面的优势,现阶段需要达到的目标是大幅提升人民币的“投资”属性,重点关注并完善离岸衍生品市场,借鉴抵押流动性工具,搭建多边区域金融安全网。

马畅

本次美日联合干预虽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事件,但也为亚洲外汇市场格局和人民币的跨境发展提供了一些启示。

对亚洲外汇市场的启示

第一,联合干预作为震慑工具的有效性得到重新验证。

干预行动后,美元兑日元自163附近回落至155至157区间,短期内重返此前高位的难度显著上升。市场开始重新对尾部风险进行定价——即日本当局可能随时再度入场干预这一预期本身,便构成了对投机性做空力量的有效威慑。对其他亚洲经济体而言,这同样具有参考价值:面对非理性贬值压力时,区域性汇率协调机制能够产生超越单一国家单独行动的效果。

第二,干预的局限性同样不容忽视。

美国外汇稳定基金(ESF)仅持有约130亿欧元资产及255亿美元资产,实际干预能力有限。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在此次干预中卖出欧元而非美元的操作方式引发了争议,若操作方式失当,可能引发其他市场的扭曲与溢出效应。

第三,亚洲各经济体需构建自身的防波堤。

日元贬值对亚洲其他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形成了竞争性贬值压力——韩国等经济体的汇率政策面临类似挑战。2026年7月底,日本与韩国进行了罕见的汇率政策协调,向市场释放了强烈信号。此类案例表明,亚洲外汇市场正进入一个更需要政策协调的新阶段。

钱军

对比日本经济和资本市场近期的波动,中国经济凸显其韧性及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具体表现在对冲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市场冲击及大力发展清洁新能源构建的能源安全网络系统;

相比日本及欧美大多数经济体的高通胀及财政赤字及政府的高负债,中国中央政府的负债率持续保持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同时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通胀不会是宏观经济的主要风险点。

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充分发挥中国经济的优势,现阶段需要达到的目标是大幅提升人民币的“投资”属性,也就是要丰富和完善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人民币计价的投融资产品;与此同时,应重点关注并完善多边区域金融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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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畅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关注重点

第一,完善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生态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设施性前提。

本次日元危机的一个深层教训在于:当一国货币面临极端贬值压力时,若缺乏具备深度和流动性的对冲工具市场,恐慌情绪将被放大,资本外逃将加速。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这意味着不能仅追求扩大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与投资中的使用规模,还须同步推进离岸利率与汇率衍生品市场建设。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8月3日,香港交易所推出了全球首只离岸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补齐了"债券通+互换通+国债期货"三大风险管理工具的最后一块拼图。

第二,FIMA回购工具模式对人民币具有借鉴价值——且中国已迈出实质性步伐。

FIMA机制的关键之处在于,它解决了这样的难题:一国可持有巨额外汇资产(如日本所持1.14万亿美元美债),但在汇率危机时,抛售这些资产又会引发新的风险——推高债券收益率、冲击全球金融市场。FIMA回购工具以抵押而非出售的方式释放流动性,有效规避了上述以邻为壑的困境。2026年6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上正式宣布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允许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等合格机构以所持人民币债券为抵押品,获取人民币流动性支持。这一制度安排标志着人民币资产正逐步具备"储备资产+流动性工具"的双重功能属性,将实质性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吸引力。

第三,人民币作为区域稳定锚的角色有望进一步强化。

在亚洲外汇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表现增强了其吸引力。若中国能够通过离岸国债期货等工具建设,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为完善的人民币资产风险管理体系,则在全球避险情绪升温时,人民币资产有可能成为资金流入的目的地而非流出的来源。这需要在利率与汇率衍生品市场的深度建设,跨境支付与清算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的审慎有序推进等层面协调推进。

第四,区域金融安全网的构建具有现实的战略紧迫性。

本次事件清楚表明,即便是日本这样拥有庞大外汇储备且与美国存在同盟关系的发达国家,在面对汇率的极端波动时同样需要外部支持。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而言,搭建多层次、多边化的区域金融安全网——包括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机制的升级、扩大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等——具有现实的战略紧迫性。人民币在这一进程中能够且应当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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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而言,美日联合干预为亚洲外汇市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压力测试观察窗口。它揭示了一个核心道理:在全球资本流动日趋复杂的当下,汇率稳定需要政策协调、工具建设与制度创新三者的有机统一。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关键启示在于——必须在扩大开放规模的同时,同步加快构建